筆者認為謝霆鋒案是一件極壞的先例，其結果對司法公義的侵害，比人大釋法、比二十三條立法、比公安條例，甚而比梁愛詩濫權放了胡仙，都不會輕到哪裏。
有一些類別的社會精英，例如法官、高官、學者，一般人對他們的良心與智慧有信心、有信任，但這些信心與信任不是盲目，所以當出現問題之時，就是考驗處理水平高下之刻。否則信心失去之時，就是對社會基石的重大衝擊。
謝霆鋒一案，公眾心中的疑問，是為何刑不上權貴？是因為謝的案情輕微，還是因為他的金錢，他的金錢不一定只是用在律師費，也一樣可以用在其他不言而喻，令他可以脫罪的地方。

讓筆者說得白一點，當然這完全是假設，在我們這個偉大的普通法下的簡易程序（由裁判官審判），審判過程之中，若要行賄，要出錢買通只是兩個人，一是裁判官本人，二是負責覆核案件的律政高官。
可能嗎？不可能嗎？
筆者記起二十多年前初做執法者之時，一位教官的一句教訓，「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價，將這個價訂得很高很高就是了。」
筆者在10月18日的文章，要求由高等法院覆核裁判官的決定，就是希望公眾不會有這個司法制度是有價的猜想。律政司對裁判官的態度評語前後不一，前說他判刑太輕，有原則錯誤，現在說沒有問題，故作高深地說「量刑是一門藝術而非一門科學」。筆者要問藝術是有價還是無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