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今日

從政之路路路不通

蘋果日報 2004/10/26 00:00


台灣小孩中,總有幾個在填寫「我的志願」時會說「我想當總統」,內地也有不少小孩坦白宣布將來要做「國家領導人」。九七過渡之後,香港人當家作主,我們的小朋友也終於可以對着流星許願,悄悄地說「我要做特首了」。如果真有小朋友其志可嘉,想做特首,他可知道這一生要走怎麼樣的道路,才坐得上特首的位子?

梁文道
且看當今特首和傳說中的下一任特首熱門人選,或許有點參考價值。董建華、吳光正和唐英年都是富商,而且是子承父業的豪門背景(吳光正則是其外父包玉剛的繼承人)。梁振英是學有所長的專業人士,不只在自己的行業裏早有根底,還得多點結識有背景的大人物。李國章則兼有二者之利,既是醫生和教授,也是望族之後。這張名單無論怎麼看,都看不出有哪一個是走過清清楚楚、明白可行的從政之道。
小朋友看了只會納悶,難道自己要當特首就非得先有個很厲害的爸爸,或者得很迂迴地先考個專業資格嗎?名單中的唯一例外可能是曾蔭權,公務員出身,由低做起一步步往上爬。但我稍後會說明投考公務員,為甚麼不能算是從政之道。
政府說香港的政治人才不足,要培養從政人才。其實我們的問題在於這個社會的職業選擇根本不包括政治這一項,一個人即使想從政也不知由何入手,打哪從起。當政治事業不能明確劃出一條路線圖,又哪有人會把政治生涯當作他的期望呢?
首先,做公務員不能算是從政。只是我們長期生活在殖民地,習慣了殖民地體制,以為考政務官就是要搞政治。其實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現代政體,公務員與政治家是有明確界限的。依據韋伯的經典定義,政治與管理的最大分別是前者的任務是設定目標,給予方向,並對此負責;後者則得執行既定的目標,依循設計好的方向行事。雖然政治與管理間的界限總非如此清楚,而且往往有點模糊,但分別還是能一眼看穿的。舉例,要不要有綜援,綜援在社會福利體制中的地位是甚麼,這是政治要決斷的。怎樣分配綜援,如何確保綜援有效發放,這則是管理問題了。
負責管理的公務員可以透過各種方法影響政治,但衡量不同的價值和利益並且最終作出決斷的,到底是政治家的本份。這也正是「公務員中立」精神由來。一個政務官在英國就算做到了內閣部會次長的地位,也不會自稱政治家。過去的香港,公務員的確負擔了部份政治決策任務,但重大的決定依然由港督和行政局拍板。今天的香港施行高官問責制,更是明確地把政治和行政分開。可見加入公務員系統,並不算從政之道。
其次,一個人或許可以像其他奉行政黨政治的國家一樣,參加政黨以滿足參政的心願。即使在內地,有志從政的年輕人也都知道加入共產黨才是光明大道。但參政是為了甚麼?無論最後結果怎樣,執政就是參加政治活動的最高目標。政黨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這個最高目標。但香港至今仍不開放政黨政治,不僅特首必須沒有政黨身份,連問責局長也要在入閣後放棄黨籍。不只把政治矮化為中立的行政,這種設計也斷絕了政黨的生命線。
再加上政府殺掉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這道中層階梯,使得底下的年輕人老是徘徊在區議會的層次,往上又有一批永遠也進不了政府高層的立法會議員坐在那裏。一個有志氣有抱負的青年看到這幅光景,又怎會想要加入政黨?或者有人說周梁淑怡和陳智思不都是以政黨身份入了行政會議嗎?可見政黨成員還是有執政機會。
但行政會議早就今非昔比,成了一個層次最高的顧問組織,其非官方成員往往只有被事先知會決策的優待,而沒有參與決策的機會。而且陳智思的入局更是打擊了政黨,而非有助於提高政黨執政的希望。因為「泛聯盟」與其說是有組織有理念的黨,倒不如形容為一個鬆散的投機組合更恰當。這樣的組合能得到賞識,難道不是賞了其他辛苦經營的政黨一記耳光嗎?
從政的第三條路,也是最迂迴曲折,最不穩定的一條道路,就是去經商或從事學術律師等某個專業,然後透過各人聲望財富的累積,以及參與各種有的沒的所謂「公職活動」,等待上頭恩寵入局。如此從政,可說是最講運氣機緣,最沒有確定性可言的,偏偏今日香港政壇最鼓勵這種方法。看看下任特首熱門人選名單和各問責官員背景,為他們描畫一張政治生涯路線圖出來;這是我們可以展示給年輕人,鼓勵他們效法的道路嗎?
當然就算在其他民主國家,也有許多大學教授和商界精英被延聘入閣,當了部長。但這些人要不是和政黨早有聯繫;就是在一個豐沛的政治文化中成長,知道政治是怎樣的遊戲。反觀香港,雖有愛國教育卻無政治教育,幾十年來沉浸在一個去政治化的環境中,至今視「政治」二字如粗話禁咒,避之猶恐不及。在這麼一個天天說要「搞好經濟」,少碰政治的情況底下,要培養政治人才又從何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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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牛棚書院院長,文章隔星期二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