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讀到馬丁說他有兩個夢——一是民主夢，二是回鄉夢，不勝感慨。
馬丁與我同輩，年齡應該差不多。十年前第一次遇上，他提到一位認識我的忘年交，叫梅常安。梅常安是五十多年前我在灣仔書院時的同學，依稀記得他當時住在北角的清風街，養熱帶魚很有兩手。
大約八年前，太太在美國收到一封不知是誰寄來的信，在電話讀給我聽。筆者的名字是梅常喜。我記得了，梅常喜是梅常安的哥哥，一九六三年在洛杉磯認識他。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後不久，中英談判開始。遇到當年在灣仔書院最談得來的同學王柏泉（今已故），談到九七問題，他說一位朋友可能起點作用，那位朋友的名字叫李柱銘，後來我才知道是馬丁。柏泉又提到他在社會福利署工作時認識一位朋友，叫司徒華。華叔可能比我和柏泉年長一點，但也是同輩。不容易想出很多的出自香港、熱衷於國事，而又與我年齡相若的人。李怡應該是一個。他比我大一歲或兩歲。我回港任職後才認識李怡，先聽過他的名字，知道他是香島中學的才子。
我是不熱衷於國事的。對政治一無所知，毫無興趣，要熱也熱不來。我對中國的一點情意結，起於童年時在廣西逃難，認識的小朋友沒有一個活下來。午夜思迴，老是想着要為中國的青年做一些什麼，廣西的經歷是一個原因。
另一個事前意想不到的原因，是專業上的一點責任感。高斯一九八○年起不斷催促我回港工作，認為我專注的產權理論適用於可能會出現的中國改革，而我又懂中文，天下間再沒有第二個了。八二年回港任職後，近看神州，知道高斯所言非虛。當時專業上要作一個選擇：要繼續在外地發表英文論著呢，還是學寫中文，針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下筆？高斯堅持我選後者。我見創立今天被稱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幾個人中，只有我一個比較年輕，還有魄力可以持久地跟進中國的發展。另一方面，我沒有把握引起巴賽爾等人對中國的興趣。我知道自己可以把經濟分析說得淺白。是的，就是非專長的貨幣理論與宏觀經濟，因為屢與幾位大師周旋，我對重點拿得準，可以淺白地言之成理。

也是師友的影響，加上自己的觀察，除了思想我從來不認為自己對社會會有什麼影響力。最高的期望，是把經濟分析的文字，多篇地陳列在思想市場上，執政者要選購，可能選中一些。幾百篇中語經濟散文放了出去，這些年來多次依稀地覺得北京的政策彷彿是我說過的，但無從肯定。有幾次肯定他們選的與我建議的不同（例如最近的最低工資），我不高興大約五分鐘。從改進社會的角度看，我不是個人物。
一艘比鐵達尼還要巨大的郵船，在風雨中航行，一個孩子站在船頭，看得清楚到處都是冰山、礁石。船行得快，孩子不禁大聲疾呼，不斷吶喊。明知船長不會管他，但當每次大船及時脫險，孩子開心，想，難道船長真的聽到他的呼聲嗎？最後太陽出來了，見到汪洋一片，孩子更開心了，忘記了自己曾經大叫大嚷。
我也有一個夢，夢見一個孩子在風雨中站在船頭，不斷地吶喊——這孩子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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