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週平行時空】閱讀《暴政》的Yellow Submarine（沈旭暉）
蘋果日報 2020/03/11 20:00
沈旭暉壹週平行時空專欄人物
日前在誠品書店，主講了賞析《論暴政》的講座，想不到疫情下依然有不少朋友出席，更想不到這本副題為《二十世紀的二十個教訓》的小書，居然成了誠品讀者年度最想閱讀的書籍。坦白說，對這本由Facebook status擴充句子寫成的著作，雖然作者Timothy Synder是耶魯大學教授，最初也沒有太放在心上，畢竟不少內容缺乏脈絡，對不熟悉潛台詞的讀者，有點不得要領。但既然成了話題，還是應該為此情此景的香港人，作出配合時空的導讀。該「二十個教訓」包括像「恐懼管理學」一類大題目，例如納粹怎樣通過國會縱火案大權獨攬、改變制度，固然值得警惕。但中段的其中三點，普遍被讀者認為是最瑣碎、無關宏旨、negligible，卻隱含了最落地的智慧。只要仔細思考，就能心領神會。
例如作者說面對暴政時，要注意微笑，對人保持眼神接觸；字面上，就是這麼多。究竟這段說話何解，so what？須知當一個政權邁向高壓，包括當下香港，他們眼中的「人民」，已經不是有血有肉、有名有姓、有性格有思想的智人（homo sapiens），而是淪為一個統計數字，一堆沒有靈魂的機械零件。而在這樣的氣氛下，輕易表態、顯示自己依然是一個人，往往已經有後果，面臨秋後算賬。那怎樣保持自己的人性，怎樣知道誰是同道中人？微笑和眼神接觸，往往是雙方的暗號，例如口中說「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止暴制亂」，但四目交投對望，基本上，已經心照不宣。去年6月以來，無數素未謀面的香港人不分階級、不分背景，忽然成為「手足」，靠的多少就是這種默契。否則單論政權眼中的經濟屬性、階級成份、利益依歸，香港各行各業，都離不開與大陸打交道，理應全民支持政府，怎可能完全相反？朋友當中，不時以The Beatles名曲「Yellow Submarine」這名詞互相稱呼，泛指各行各業形藍實黃的黃色潛水艇，默默支援整場運動、有資源有人脈有良心而不要曝光的，正正是他們。Snyder並非研究現實政治，而是二戰前後中東歐歷史的專家，他從納粹、蘇聯大清洗倖存者訪談中，發現不少人的生存意志，正是從鄰居、朋友的一個微笑開始。
《論暴政》的下一點，建議參與實實在在的社會政治，這似是老生常談，無甚可觀。其實，這裏說的「政治」並非狹義政治，而是所有表面上非政治化的participation，甚至不用是現在沸沸揚揚的工會、商會：就算是同鄉會、校友會、興趣小組、大媽舞蹈團，都是「有用」的。這就像經濟學的滴漏效應，或消費帶動經濟的基本假設，總之人與人之間有了互動，就像產生了經濟行為，一定出現不能預知的後續發展，例如大媽舞蹈團可以連結女律師和女教師，校友會可以成為內部眾籌機器，如此類推。正因如此，威權、極權政體都很顧忌結社自由，就算是表面上零政治成份的一群素人，只要真正熟絡起來，有了向心力，哪怕是偶像歌迷會，也會成為眼中釘；作者舉出波蘭團結工會的例子，最終成了連結社會各界的平台，確是典範。威權政體自然也懂得組織，而且是強項，就像那些香港功能組別「組織」，很多都是建制派一氣化三清、無限細胞分裂而來，無恥無極限，要多少有多少。民間組織的倫理正好相反，不必由上而下，一切由下而上，參與根本不用高度組織化。這種流水式參與，正是香港人Be Water的身體力行。為甚麼反送中運動忽然爆發，前期各行各業、不同校友、不同身份的聯署，水滴石穿，正是關鍵之一。
然後，Synder提出過正常私人生活，同樣可圈可點。當政權的高壓逐步侵犯私隱，加上現代科技的網絡監控、人面辨析、大數據管理，彷彿走到哪裡，都逃不過一種壓力。何況窺探私隱、告密文化，又是人性深處的陰暗面，一個朝氣勃勃社會的崩潰，正是從這片沉鬱開始。香港某些人天天主張鬥爭，高調拿老師、醫生、傳媒人員出來批鬥，連社交媒體也一片肅殺，唯恐動輒得咎，正得箇中三昧。我也不時收到網友inbox，大意都是心中很不滿，但敢怒不敢言，甚至這樣的通訊也要使用假帳號，心灰意冷打算移民，云云。要拆解，正正應該參考捷克總統哈維爾還是異見人士時的名言：「活在真實之中」，彰顯「無權力者的權力」，太陽如常升起，偏偏我們的生活，也要一切如常，否則不用打壓，已經被內部心理狀態擊潰。反而保持很chill的人生態度，繼續到咖啡室過悠閒下午，堅持旅遊玩樂，這和維持抗爭思維，不但毫無衝突，反而互為表裏。漫漫長路，要是全天候悲憤、天天以淚洗面，絕對unsustainable。細水長流。
不知新一代多少朋友聽過《Yellow Submarine》？記得中學時代，音樂課居然以這首歌為教材，歌詞其實毫無特別，理應毫無其他含義，可以當兒歌、體育會歌、派對歌，但最終卻因為The Beatles逐漸明顯的政治意識形態，而被賦予越來越多的演繹，例如說歌曲諷刺社會理念一去不返，深沉水底，就像黃色潛水艇一樣。The Beatles成員得知，理應捧腹大笑。於是，忍不住重溫歌詞：「In the town where I was born / Lived a man who sailed to sea / And he told us of his life /In the land of submarines」：豈不是訴說本來深愛自由的香港人，這刻無奈潛藏深海的事實？「So we sailed up to the sun/ 'Til we found a sea of green/ And we lived beneath the waves/ In our yellow submarine」，豈非講述香港人經歷大風大浪，只要在合適時機，也能衝上雲霄的未來？反正作者已死，我們都是作者，坐穩黃色潛水艇，看誰笑到最後吧。
例如作者說面對暴政時，要注意微笑，對人保持眼神接觸；字面上，就是這麼多。究竟這段說話何解，so what？須知當一個政權邁向高壓，包括當下香港，他們眼中的「人民」，已經不是有血有肉、有名有姓、有性格有思想的智人（homo sapiens），而是淪為一個統計數字，一堆沒有靈魂的機械零件。而在這樣的氣氛下，輕易表態、顯示自己依然是一個人，往往已經有後果，面臨秋後算賬。那怎樣保持自己的人性，怎樣知道誰是同道中人？微笑和眼神接觸，往往是雙方的暗號，例如口中說「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止暴制亂」，但四目交投對望，基本上，已經心照不宣。去年6月以來，無數素未謀面的香港人不分階級、不分背景，忽然成為「手足」，靠的多少就是這種默契。否則單論政權眼中的經濟屬性、階級成份、利益依歸，香港各行各業，都離不開與大陸打交道，理應全民支持政府，怎可能完全相反？朋友當中，不時以The Beatles名曲「Yellow Submarine」這名詞互相稱呼，泛指各行各業形藍實黃的黃色潛水艇，默默支援整場運動、有資源有人脈有良心而不要曝光的，正正是他們。Snyder並非研究現實政治，而是二戰前後中東歐歷史的專家，他從納粹、蘇聯大清洗倖存者訪談中，發現不少人的生存意志，正是從鄰居、朋友的一個微笑開始。
《論暴政》的下一點，建議參與實實在在的社會政治，這似是老生常談，無甚可觀。其實，這裏說的「政治」並非狹義政治，而是所有表面上非政治化的participation，甚至不用是現在沸沸揚揚的工會、商會：就算是同鄉會、校友會、興趣小組、大媽舞蹈團，都是「有用」的。這就像經濟學的滴漏效應，或消費帶動經濟的基本假設，總之人與人之間有了互動，就像產生了經濟行為，一定出現不能預知的後續發展，例如大媽舞蹈團可以連結女律師和女教師，校友會可以成為內部眾籌機器，如此類推。正因如此，威權、極權政體都很顧忌結社自由，就算是表面上零政治成份的一群素人，只要真正熟絡起來，有了向心力，哪怕是偶像歌迷會，也會成為眼中釘；作者舉出波蘭團結工會的例子，最終成了連結社會各界的平台，確是典範。威權政體自然也懂得組織，而且是強項，就像那些香港功能組別「組織」，很多都是建制派一氣化三清、無限細胞分裂而來，無恥無極限，要多少有多少。民間組織的倫理正好相反，不必由上而下，一切由下而上，參與根本不用高度組織化。這種流水式參與，正是香港人Be Water的身體力行。為甚麼反送中運動忽然爆發，前期各行各業、不同校友、不同身份的聯署，水滴石穿，正是關鍵之一。
然後，Synder提出過正常私人生活，同樣可圈可點。當政權的高壓逐步侵犯私隱，加上現代科技的網絡監控、人面辨析、大數據管理，彷彿走到哪裡，都逃不過一種壓力。何況窺探私隱、告密文化，又是人性深處的陰暗面，一個朝氣勃勃社會的崩潰，正是從這片沉鬱開始。香港某些人天天主張鬥爭，高調拿老師、醫生、傳媒人員出來批鬥，連社交媒體也一片肅殺，唯恐動輒得咎，正得箇中三昧。我也不時收到網友inbox，大意都是心中很不滿，但敢怒不敢言，甚至這樣的通訊也要使用假帳號，心灰意冷打算移民，云云。要拆解，正正應該參考捷克總統哈維爾還是異見人士時的名言：「活在真實之中」，彰顯「無權力者的權力」，太陽如常升起，偏偏我們的生活，也要一切如常，否則不用打壓，已經被內部心理狀態擊潰。反而保持很chill的人生態度，繼續到咖啡室過悠閒下午，堅持旅遊玩樂，這和維持抗爭思維，不但毫無衝突，反而互為表裏。漫漫長路，要是全天候悲憤、天天以淚洗面，絕對unsustainable。細水長流。
不知新一代多少朋友聽過《Yellow Submarine》？記得中學時代，音樂課居然以這首歌為教材，歌詞其實毫無特別，理應毫無其他含義，可以當兒歌、體育會歌、派對歌，但最終卻因為The Beatles逐漸明顯的政治意識形態，而被賦予越來越多的演繹，例如說歌曲諷刺社會理念一去不返，深沉水底，就像黃色潛水艇一樣。The Beatles成員得知，理應捧腹大笑。於是，忍不住重溫歌詞：「In the town where I was born / Lived a man who sailed to sea / And he told us of his life /In the land of submarines」：豈不是訴說本來深愛自由的香港人，這刻無奈潛藏深海的事實？「So we sailed up to the sun/ 'Til we found a sea of green/ And we lived beneath the waves/ In our yellow submarine」，豈非講述香港人經歷大風大浪，只要在合適時機，也能衝上雲霄的未來？反正作者已死，我們都是作者，坐穩黃色潛水艇，看誰笑到最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