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李安說他會處理電影，卻沒辦法掌握現實。面對現實人生，他經常束手無策，總覺得一輩子都是外人，連家的概念也昇華不出歸屬感：「在台灣我是外省人，到美國是外國人，回大陸做台胞，其中有身不由己，也有自我的選擇，命中注定，我這輩子就是做外人。」他說。「這裏面有台灣情、有中國結、有美國夢，但都沒有落實」，反而在電影的想像世界裏找到了暫時的安身之地。
這樣的身份迷境，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升到學術的層次上去探討。弗洛伊德把identitycrisis這股心理矛盾和心理混亂現象追溯到青年時期的異化心態，一邊耿耿於個人的社會作用，一邊茫茫然不認識自己的性格，上下求索，左右隔閡，催化出許多不幸的際遇，也造就了不少不朽的創意。心理學上這套「性格認同危機」現在已經普遍得近乎累贅的邊沿感受了，弗洛伊德學說降溫之餘，人類一切身心的創傷都要等到送進醫院之後才成了臨床觀察和治療的課題。
中國大陸大環境裏的走資勢頭帶來民間資訊的大量流通，官方意識形態的規範於是暴露出更多的反高潮效應。廣州一位朋友對我說：「英漢大詞典的anticlimax條裏說明耶魯大學校訓“ForGod,forAmerica,andforYale”是突降法語句；我心想，我們現在倒該說為自己、為中國、為共產黨了！」他去年把女兒送去美國進修。一位在台灣成長的旅美學人上個月給我來信說：「台灣整個亂了譜，是非不明，黑白顛倒，當年你我在台灣時，清貧中一份傲骨嶙峋的decency，一點也沒有了」。香港經歷了回歸以來領導層帕金森症候拖累，陷入北望震顫和民意麻痺之中，終於形成朝令夕改的政策失禁狀態：「報紙電視都不想看了，」一位結了業的小律師星期天在兵頭花園碰到我說。「香港情還在，中國結難解，英國夢褪色，都無所謂了！穀種夠吃六、七年，到時不死，等兒女養我吧！」聽說他最近賣掉兩三封張大千五六十年代寫給郭有守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