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歲的戴晴連日來開講座，分享她的著作心路：「為人辯白，是為天理；人家有寃案，你替人家訴寃，替人家辯白，為人家恢復名聲，是一種天理，這是你應該做的，如果你是一個敬業的記者。」這是戴晴第三部洗寃錄，除了洗寃，也是要把一種情操表達出來。
貫串《張東蓀》一書的，是言論自由的呼叫。戴晴說：「言論自由，對張東蓀來說，視為生命。他覺得，一個人如果失去了思想和言論的尊嚴，那別的都沒有甚麼可談的了。」她說，張東蓀的故事，跟今年被關進牢的網絡記者胡佳、不同政見學者劉曉波的故事沒有直接聯繫，但有精神上的聯繫。
「張先生實際是我的精神榜樣，（對獨裁者）不合作的選擇，也是對我們的一種鼓舞。特別是最近我看到甚麼溫總理要去保護愛滋孤兒，要看愛滋村，你為甚麼不把胡佳放出來呀？胡佳的NGO（非政府組織）做了多少對愛滋病人有幫助的事情呀！」
著者自己又如何體現中共改革30周年下的言論自由呢？戴晴說，寫作過程中，政府對她沒有任何干涉，但是：「他們不讓我在中國大陸出版，在我生活和工作的祖國，在我認為我讀者最多的地方，不能出版，這已是對作者作出的非常大的打擊了。」
所以戴晴特別珍重香港這片自由的寸土：「我知道香港報章很多都被政府買掉了……但是香港的民眾實際上是受到自由的薰陶，『六四』過去20年了，年年香港人舉着蠟燭去悼念亡靈，就是一種信息：我們香港人要保護香港現在還有的東西，我們非常在意。所以我覺得香港要堅持呀，不要輕易放棄。1950年代，共產黨剛剛統治大陸的年代，我們輕易放棄的事太多了！」
記者 蔡元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