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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2︱維園集會中斷 燭光約定仍要堅守

蘋果日報 2021/06/02 11:57

燭光晚會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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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那年的集會,周澄在場刊的左上角發現了一個「小廣告」,支聯會正在籌組「支青組」,她加入並當上了康樂及福利部幹事。若要為當時的支青組下一個形容詞,她不假思索的說是「大中華膠」。本報記者攝

加入支青組 周澄自嘲:大中華膠

小時候,家人帶周澄出席六四燭光集會,從小她便因為受家人影響,特別關心時事,覺得生活不應只是上課考試。直至中三那年的集會,在場刊的左上角發現了一個「小廣告」,支聯會正在籌組「支青組」,她加入並當上了康樂及福利部幹事,「當時以中學生同大學生為主,大約十幾個人」。若要為當時的支青組下一個形容詞,她不假思索的說是「大中華膠」。
回想中學時代,她覺得加入支青組就如打開了一扇窗,讓她接觸到不少社運組織,剛進入21世紀的香港,對大陸並不太反感,「咁啱係楊利偉上太空嗰期,社會氣氛唔同,覺得中國正在崛起,持觀望態度。」那時的她,希望透過支青組的工作令更多年青人了解中國維權運勳。

行禮如儀?「冇話一定要去維園」

六四燭光集會是當時支青組重點工作之一,整個晚會基本上是由義工「撐起」的,問她是否記得支青組在晚會中的角色,她想了一會兒,說很多都忘記了,但記得在台上有發言,以中學生的身份講述六四與自己一代的關係,以及除了悼念,年輕人還能做點甚麼。
大學畢業後,周澄逐漸淡出現已解散的支青組,而支青組亦只維持了12屆,離開支青組,各人有不同原因。升讀大學後,她加入了學生會,參與更多社會運動,「崗位唔同咗,但六四、七一都會幫手」,2009年是她最後一次在晚會台上發言。
1989年,她只有3歲,說對事件有深刻記憶實在有點牽強,但依然覺得悼念六四死難者是必要。幾年前有了「燭光集會行禮如儀」的爭論,她理解後八九出生的人有着不同的情感,「或者反國教、雨傘先係佢哋啟蒙,係冇得逼,成長經驗不同」,但對於因為「行禮如儀」而杯葛晚會,她卻不以為然,「悼念就係咁,係一個嚴肅的場合,支聯會過去都喺程序上作出改變,回應大家嘅睇法,而且亦冇話一定要去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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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澄於2009年是支青組成員,於燭光晚會上發言。(周澄提供圖片)

中共最討厭形式的力量

除了悼念活動公式化的討論,另一大爭論就是「關心本土」與「建設民主中國」之分歧,時移世易,她笑言,幾年後的今天,連走進維園也面臨被捕風險,當年那些傷人的唇槍舌劍,真是非常「無謂」。
幾年前談六四集會的承傳,是老掉牙的問題,但在今天《國安法》籠罩的時代裏,六四承傳卻成為了件「必須去捍衞」的事情,「視覺上係有特別嘅象徵意義,每年外媒都一定會嚟影相。」她強調,形式有形式的力量,「六四集會係無法被替代嘅,中共最討厭呢個形式同象徵意義」。
形式上的意義能否繼續承傳,早已不是年輕人願意接棒與否,大家心裏都知道六四31周年後,燭光集會也許已成絕唱,但周澄覺得89年那種「共同體」的團結精神,應該被承傳下去的,「當年籌款、黃雀行動,呢種無私地幫助別人嘅精神,其實同反送中、香港抗爭運動係一樣嘅,香港人不平則鳴!」時空也許有所差別,但這樣的守望相助,不也是六四學運的一種承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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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媽媽都會帶我去燭光晚會,自小已成為習慣,無咗唔得」,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說,當年即使身在彼邦讀書,亦要辦六四講座,她無法容許自己在六四當天甚麼也不做。資料圖片

鄒幸彤:維權人士地下化 抗爭難以堅持

「每年媽媽都會帶我去燭光晚會,自小已成為習慣,冇咗唔得。」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說,當年即使身在彼邦讀書,亦要辦六四講座。她無法容許自己在六四當天甚麼也不做。
六四是她認識中國的起點,後來回國參與大小的勞工維權運動,跟六四始終脫不了關係。
畢業後回港,她一直都在支聯會當義工,遊走於國內與香港之間,一河之隔,看盡人性,維權之路如逆水行舟,眼看近年情勢每況愈下,她無奈亦憤慨。10年維權工作,讓她知道「可見性」的重要,「喺大陸,維權人士越嚟越不可見,越係地下化、公眾見唔到,公共層面就只剩政府論述」,當大家都看不見跟自己一起抗爭的人,就難以堅持下去。
她擔心,在可見的未來香港將會面臨同樣的狀況,「中國民運人士好慘,好孤單咁去做」。支聯會中,她是最年輕的一個,組織內「大佬」身陷囹圄,再談承傳,彷彿是把傷痂一再揭起,是沒有後來者了,大家心裏有數。然而事已至此,六四燭光的承傳早已不只是支聯會的事,而是香港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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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大律師的鄒幸彤,早已評估入獄風險,「坐監唔係終結,放出嚟再做過」。她說風險一定存在,但要來便由它來吧。本報記者攝

「要做有力量嘅運動 就要接受風險」

「只要我哋相信集會係香港人嘅基本人權,知道打壓係唔合理,就要反抗,未去到落街點蠟燭都犯法啊嘛!」她認為,在香港任何地方點燭光都是合法的,不應太多假想的限制,更一再強調燭光必須是「可見的」,在家點燭光當然是悼念的一種,但運動必須帶有「公共性」。
社會處於恐懼當中,她也害怕,但必須繼續前行,「要做有力量嘅運動,就要接受風險,政權打壓你就係因為你有影響力,無關重要嘅活動,係無意義嘅」,她說風險一定存在,但要來便由它來吧。

不應執着於組織承傳 而是運動本身承傳

本身是大律師的她,早已評估入獄風險,而當這麼多前輩戰友已被判入獄,她被推上了前線,擔當起「唯一承繼者」的責任,根本無人知道她會否是下一個,「坐監唔係終結,放出嚟再做過」。支聯會也許最終潰不成軍,30多年的薪火終將無法相傳,但鄒幸彤覺得不應執着於組織的承傳,而是運動本身的承傳。
六四是很多香港人的社運起步點,不為自身利益去努力的感受,32年前香港人第一次感受到,「呢條係黑白良知嘅底線,照妖鏡咁」。32年前的約定,我們今天能以其他方式守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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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也許最終潰不成軍,三十多年的薪火終將無法相傳,但鄒幸彤覺得不應執着於組織的承傳,而是運動本身的承傳。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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