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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onsunday:文學的許地山

蘋果日報 2006/09/24 00:00


劉紹銘 嶺南大學榮休教授
我一落筆就用題目劃分界線,用意在說明本文話題只限於許地山(1893-1941)的文學作品。因為這位在燕京大學求學期間即有「許真人」之譽的文人學者,生平涉獵過的學術範圍,實在博雜。他在燕大神學院研究宗教哲學,後來到哥倫比亞和牛津兩家大學繼續進修時,不改其志,只是野心更大,把梵文、印度文學和民俗學等學科也納入研究的領域。
他的著作,除《印度文學》、《道教史》上卷和《大藏經索引》這類跟他專業有關的名目外,還有〈近三百年來的中國女裝〉和立意要破除迷信的《扶箕迷信底研究》。據許地山夫人周俟松和邊一吉合撰〈許地山和他的作品〉中引陳寅恪在許地山死後的說話:「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學……後讀許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論文,關於教義本體俱有精深之評述,心服之餘,彌用自愧,遂捐棄故技,不敢復談此事矣。」
文學有文學的許地山。宗教哲學有宗教哲學的許地山。「許真人」還是中國婦女「平權運動」的先驅者。他也是香港傳統教育的「造反派」。1935年,燕京大學教務長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1876-1962)排擠校內的「進步老師」,解聘了許地山。許地山除持有英美學位外,更通廣東話和普通話,合乎香港大學招聘中文教授的條件。通過胡適的推薦,許地山於1936年應聘為中文學院主任教授。據周俟松在年表所記,港大中國文學課程原以晚清八股為宗,着重四書五經。套用魯迅〈無聲的中國〉(1927)的話:「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那就是只等於零的。」
許地山上任後,不想「抱着古文而死掉」,因此身體力行,竭力提倡白話文。他參照內地的課程,把文史哲不分的舊傳統分為文、史、哲三個學系。他反叛傳統傳授「國學」的方式,早有「前科」。在燕大選修本科之餘,他還擠出時間學金文和甲骨文,就是沒有選國文課。因為他說他「瞧不起這裏的國文」。據周俟松的回憶,「實際上當時教國文的幾位老夫子確實十分陳腐迂闊,說不上真才實學。」
在燕大時長髮披肩、奇裝異服的許地山,對研究他生平行迹的人說來,確像個千手觀音。他是學者、社會改良分子和教育改革家。你對他以上任何一項的活動有興趣,都可以拿來做專題研究。「文學的許地山」命題之所以成立,因為許地山也是「落華生」。1920年他和茅盾、周作人、葉紹鈞等人在北京籌備「文學研究會」,次年即在機關刊物《小說月報》以落華生筆名發表〈商人婦〉等短篇小說。他對小說這門書寫,一直情有獨鍾。在港大服務期間,除教學外還兼任行政工作,但他還沒放棄寫作。中篇小說〈玉官〉(1939),是他逝世前兩年完成的。
許地山早期的小說,充滿異國情調,洋溢着濃厚的宗教意識,與五四文學啓蒙救亡的大敍述大相徑庭。他的作品,的確是現代中國文學一個異數,當年如是,今天看來亦如是。沈從文早在1930年就寫了〈落華生論〉,那時〈春桃〉(1934)和〈玉官〉這兩篇扛鼎之作還未面世,論點當然片面。給文學的許地山定位的,是夏志清教授。他在1961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開宗明義的說:
許地山與他同時的作家最不同的一點是他對宗教的興趣。冰心讚美母愛,是個泛神論者,但她的哲學是建於她幼年的幸福經驗,並沒有關注到宗教上的大問題。反過來看,許地山所關心的則是慈悲或愛這基本的宗教經驗,而幾乎在他所有的小說裏都試着要讓世人知道,這個經驗在我們的生活中是無所不在的。雖然他成就不大,對其他作家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但他給他的時代重建精神價值上所作的努力,真不啻是一種苦行僧的精神。光憑這點,他已經值得我們尊敬,並且在文學史上,應佔得一席之地了。
夏志清寫的是小說史,他說許地山「成就不大」,指的自然是他在這方面的著作。夏教授用了史筆。以小說論小說,許地山的文字拙樸近乎artless。你讀他的作品,需要相當的耐性,也要習慣他的美學。在〈海世間〉中我們聽到「他」跟一條文鰩魚的對話。「他」對海底世界感到好奇,要求文鰩帶他參觀一下。文鰩潑他冷水,告訢他海底世界沒有甚麼,只有又鹹又冷的水。「凡美麗的事物,」文鰩說:「都是這麼簡單的。你要他多麼繁複、熱烈,那就不對了。」
讀魯迅、錢鍾書和張愛玲的作品,文字本身就是一種享受。許地山小說文字,也許是為了配合宣揚「愛的宗教」福音的關係,倒是「簡單」得像又鹹又冷的海水,鮮見華彩。這種文字,適合於寓言體的小說如〈綴網勞蛛〉。小說結尾時,尚潔對史夫人吐心聲。話相當囉嗦,我只抄一小段:
我像蜘蛛,命運就是我的網。蜘蛛把一切有毒無毒的昆蟲喫入肚裏,回頭把網組織起來。它第一次放出來的游絲,不曉得要被風吹到多麼遠。可是等到黏着別的東西的時候,它的網便成了。
許地山的小說,脫不了傳奇架構,人的一生,往往逃不了定數。〈歸途〉讀來像《京本通俗小說》裏〈錯斬崔寧〉的現代版:劫數難逃連番演繹,令人透不過氣來。〈枯楊生花〉裏的小叔經有心人的安排,重逢闊別四十多年的寡嫂,得續前半生未了緣,只能說是一篇依循三言小說「無巧不成書」脈絡寫成的現代傳奇。
〈商人婦〉(1921)、〈春桃〉(1934)和〈玉官〉(1939)分別為堅強獨立的女性造像。〈商人婦〉中的福建農村婦女惜官,到南洋去千里尋夫,卻反被丈夫出賣給一印度商人作妾,還給他生了個兒子。商人死後,妻妾爭產,惜官帶了兒子和一個鑽石鼻環溜了出來。靠着一個基督教家庭的幫助和指引,惜官在一家印度婦女學校念書,完成學業後留在學校當「教習」,自食其力。她要敍事者別為她難過,因為「人間一切的事情本來沒有甚麼苦樂底分別。……久別、被賣、逃亡等事情都有快樂在內。」她愛讀的兩本書是《天路歷程》和《魯賓孫飄流記》。
〈春桃〉表面看來沒有甚麼宗教色彩,但這篇小說如果不用陳平原所說的「儒家教義、佛學的慈悲和基督教的博愛混合在一起」來解釋,容易誤為「誨淫誨盜」之作。故事很簡單,春桃在鄉下出閣要嫁給李茂那天,花轎進門不久,村人報說大兵要來了,要趕快逃命。春桃從此跟還未完房的丈夫失散,流浪北京,撿爛紙破片為活。為了方便彼此照顧,她跟一個也是難民的男子劉向高同居起來。
春桃一天在街上聽到一個叫化子呼喚她的名字,原來是李茂,兩條腿都沒有了。春桃把他接回家後,馬上面對情義比重難分的問題。李茂是傷殘人士,捨他而去,有損大義。向高是「夥計」,同甘苦多年,怎能對他無情?李茂不想難為春桃,懸樑自盡,幸好及時救了回來。三個都是心腸極好,處處為他人着想的善心人,最後決定隨遇而安,不管甚麼流言蜚語,繼續大家扶持,同居下去。這種m囗nage[!886A]trois的男女關係,不合「皇法」,但春桃在這裏遵守的,顯然不是世俗的道德法律。正如陳平原所說,「一夫一妻的信條讓位於愛一切人的神旨。有這種宗教觀念墊底,春桃才可能心安理得,平靜地蔑視世人的非議。」
〈玉官〉是許地山小說最長的一篇。玉官在丈夫死後,立志守節把襁褓孩兒撫養成人,希望他日後能得一官半職,給自己立牌坊。她在一個外國傳教士家中當女傭,對傳道工作感到興趣,後來跟隨好友杏官正式當了傳道士。在外地傳教時,她愛上了一個叫陳廉的小販,但後來發覺他是杏官的丈夫時,就打消了這念頭。玉官的兒子長大,娶了杏官的女兒為妻。兒子不久到美國念神學。兒媳死於難產後,做奶奶的只好肩負起撫養孫子的責任。
共產黨人來了,她因小叔是共產黨員的關係,得到一些照顧,沒有受到太大的苦頭。不幸的是,孫子因跌傷後變成殘廢。就在這當兒,去國多年的兒子終於回來了,但對傳教已無興趣,直接跑到南京去做官。玉官跑到南京跟兒子同住沒多久,發覺無法忍受兒子媳婦的洋化生活。她感懷身世,認識到:
自守寡以來,所有的行為雖是為兒子底成功,歸根,這是自私的。她幾十年來底傳教生活,一向都如「賣瓷器底用破碗」一般,自己沒享受過教訓底利益。……她覺得從前的守節是為虛榮,從前的傳教是近於虛偽,目前的痛苦是以前種種底自然結果。她要回鄉下去真正做她底傳教生活。不過她先要懺悔。
這是中國現代文學難得一見的靈魂自白。她認識到自己守節養孤是自私行為,因此要懺悔。在基督教教義中,人為自己罪行懺悔後就要做補贖。晚年的玉官回到福建老家,全心全力服務桑梓,就是為了做補贖。但我們不能光憑她的懺悔意識和要做補贖的決心就推論玉官的行為是受到上帝的感召。事實上她不是個模範基督徒。首先,她沒有完全放棄拜祭祖先靈位的念頭,在虔誠的基督徒看來已是「異端」。更會令原教旨主義者大惑不解的,應該是她到外地傳教時,用以「辟邪」的隨身物件,一是《聖經》、二是《易經》。
許地山在玉官身上創造了一個E.M.Foster在《小說面面觀》(AspectsoftheNovel)所說的roundedcharacter。這類人物的性格隨着個人的經驗轉變而增長。小說開始時的玉官和結尾時的玉官,可說是兩個不同的人物:她從自己的遭遇「驚識」(shockofrecognition)自己道德上的缺憾,因而產生民胞物與的愛心。從penitence(懺悔)到redemption(救贖)的種種心理轉變,就是人物成長的過程。
文藝創作寫「壞人」的敗德惡行容易,要信而有徵的描繪「好人」超凡入聖的作為就難多了。難怪夏志清說,在唯物主義氾濫的時代中,許地山以無比誠意從事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光憑這點,他已經就值得我們的尊敬。」
本文有關許地山生平和出版資料,參考了周俟松和向雲休編的《許地山》(1982)和楊牧編的《許地山小說選》(1984),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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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地山(右二)與陳君葆(右)及港大其他教授攝於郊遊活動時。
《作家許地山》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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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桃〉為堅強的女性造像,後被改編拍成電影,劉曉慶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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