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時移勢易，兩地經濟、文化的往來已主客易位。香港中小企在廣東已不受歡迎，連香港名店也歡迎內地客甚於本地客；香港流行文化在內地不再吃香，反而普通話在香港越來越普通，地鐵、巴士有普通話報站，一些商場、住宅的電梯也有普通話提示。港人北上求學、求職之際，香港的大學也爭相以優厚的獎學金爭搶內地高考狀元、爭招內地學生。
香港作家陳冠中曾慨嘆：「愛國和民主都是香港這場實驗早該完成卻未完成的部份，是自利的我這一代人遲遲交不出來的功課。」也許，香港可以向內地貢獻ICAC反貪和司法獨立的經驗、貢獻民意代表和地區領導人直選的試驗、貢獻言論自由的經驗，但是，就算落花有情，流水也無意，京官要的是香港行政、立法、司法相互支持。
令人擔心的是，香港經驗北伐日益疲軟之際，港府的運作越來越內地化，出現照單全收中共奉行的所謂集體領導制、官員問責制的趨勢，一國兩制的政治界限越來越模糊。內地的集體領導制，其實是黨委書記說了算；內地的官員問責制，是高官犯錯引咎辭職後可以異地為官，級別、待遇不變。這種模式正切合香港行政主導、高官流動的行政體制，自然大有市場，結果只會必加劇香港經濟、文化的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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