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歲的吳子樂，在維園附近一間文藝風文具店上班。他說，六四那天，附近街道的氣息跟平日好像有點不同，「唔知係咪我敏感呢？如果係工展會、年宵，入來嘅客人都會好開心好熱情，就算係平日，啲人都會討論吓電影啦。但六四去集會前嘅人，往往係靜默嘅來，靜默嘅走，好似個個有啲心事咁」。

吳子樂自中四起幾乎每年都會參加燭光集會，近兩三年在這小店工作，則會請同事顧店，或索性提早收舖，也不願給自己借口缺席集會。他在集會正式開始前就到場，每次都坐在球場，集會完了，就幫忙清理場地，待人潮散去大半才離場。

他總是自己一個人去集會，有時早到了，就跟附近的人聊天。他很記得去年遇上的一個內地人，神色緊張，那人說特意來港參加集會，因為香港是唯一可以自由哀悼的地方，但還是擔心集會人群中有強力部門潛服，或被偷拍，故必須保持警覺，集會後也會多留幾日才回內地。

這讓子樂更感受到自由的可貴，「香港人暫時都唔使擔心去六四影響任途，除非你想做政府工或中資機構啦，但其實內地人，莫講話喺大陸公開悼念會被人拉，即使來香港參加集會，已經係一種冒險」。

吳子樂深信，參加集會可以聲援在中國受壓迫的人。他對受壓者的同情，與他的成長有關。他患罕見遺傳病黑斑息肉症候群，大腸會不斷增生瘜肉，導致腸閉塞、腸出血，嚴重可致命。4歲喪父的他，中學時常受欺凌，同學們會以其父的死嘲笑他，甚至打他，「成張課室椅打在我身上，椅子散了，我的鎖骨也裂了」。媽媽竟相信學校的說法，指他自己撞牆受傷。

中五那年，學校取消他就讀的班別所有人報考物理科，原因是因為老師辭職，學校不夠人手授課。他不服，要求到別的班別旁聽被拒，他惟有向教育署求助，並聯絡傳媒。校長及老師對他的行為大為震怒，迫令他寫悔過書，要他在電話中的教育署官員唸出那些內容。事件就這樣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他說：「相比因參與民運而受害的人，我的經歷只是小事。但這個程度的小事，已夠我明白受逼迫、滅聲是怎麼一回事。」

吳子樂坦言，集會其實挺悶，不太願叫口號、唱歌，很多時聽不清楚台上發言。但既然香港仍有如此自由空間，有責任好好珍惜：「我們做的對政權或許沒有影響，但對受迫害不能發聲的人，是重要的鼓勵與支持。」

特約記者 朱雋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