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想悄悄去廣州，不驚動任何朋友，可以自由而且專心地，用行腳去感受廣州的老城氛圍。沒有想到，一個不小心，反倒變成一個華人世界舉世皆知的事件。幾天來，溫暖的關心電話和郵件從美國、歐洲、馬來西亞、香港、台灣、中國各個城市包括新疆和蒙古，不斷進來，倒叫我覺得慚愧，但又不能因此希望自己「傷」得更重，以擔得起朋友和讀者的愛惜。
我開始回想那個關鍵的時刻：單身女子，背著背包，背包在後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攤開地圖。
這是一個國際「傻根」形象。那個街口不必是在廣州老城，也可以是羅馬噴泉、莫斯科紅場、華沙廣場、法蘭克福火車站大道。以那樣大方不設防的架勢，往任何一個城市中心一站，對於那個城市裡活躍於灰色空間的人而言，怎麼說都是一種挑釁或邀請。所以我的遭竊絕不足以被解釋為「中國特色」。
但它是不是「廣州特色」呢？
事情發生了之後，集體的「口述歷史」就打開了。一桌五個廣州市民，四個人有被偷被搶的經驗，而且每一個人都是多次，先講親身經歷：被摩托車撞，被小刀割，人怎麼欺身而上，怎麼搶了就跑…然後再敘述發生在親友身上的：兩歲的孩子的媽，護著包，以致於整隻手被砍斷。愈講，恐怖的細節愈多，我聽得兩眼發直，開始覺得：自己真是個好命的人啊，可喜可賀。

回到香港，香港人說，唉呀唉呀，你怎麼會想到一個人跑去廣州？廣州啊，我們男人都要成群結隊才敢去的。香港的大陸人說，怎麼你還沒學到呢？在這邊，背包背在後面，一過邊境，背包要背在前面。
我一邊奔波於銀行和移民局之間，一面讀到廣州官員的反應。省政協委員以「龍應台遭竊」案詢問廣東省公安廳長梁國聚對於治安有何對策，梁國聚說，廣東一億多人口，只有十三萬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問題。
公安廳長的談話倒是坦率，於是我開始算，照廳長這麼說，在廣東省，每一個警察要服務846個市民。台北總共有7,702個警察，也就是每一個警察要照顧341個台北人，而香港有32,986個警察，一個警察服務207個港人。柏林的一個警察只要管好130個柏林人的安全。如果算工資，香港的警察工資會是廣東和台北警察的好幾倍。
以這樣的制度和物質條件來看，梁國聚的自我辯護不算錯。香港警察的效率和他背後的制度之間，不論是管理結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有一個明確的因果關係。知道了這個數據，對中國警察便不忍苛責，可是，這是現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譬如說，那846個人是否真正得到一個警察的服務？雖然警力微薄，警察的辦案效率，服務品質，以及廉潔程度，和台北、香港的警察比起來如何？警察背後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體社會問題的連結與呼應，又如何？

我收到很多大陸讀者的來信，譬如這一封：
看到您被竊的新聞，身為大陸人除了感到丟人和羞耻、向您表示歉意和慰問。
其實，您遭遇的是許多大陸中國人都遭遇過的事。自從我父親在公交車上被偷（他帶着錢去醫院開白內障，交費時才發現醫療費全沒了），我乘車時，總是睜大雙眼，隨時戒備，一分鐘也不敢放鬆。我知道您不喜歡做「貴賓」，可是要做一個普通的大陸人，必須小心！記住這裏是中國大陸，不是香港，不是台灣，更不是德國！只要腐敗依然存在，只要貧富分化還在加距，只要體制不變，一切仍將繼續。
那樣溫柔敦厚的一封信，而同時又把問題看得那樣冷透，令人不安。
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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