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自由經濟鬥士鮑爾致敬

蘋果日報 2002/05/20 00:00


世界各國的政府,假如能夠認真研究發展經濟學泰斗鮑爾(PeterT.Bauer)的著作,肯定獲益良多。幾星期前,鮑爾才得悉自己榮獲首屆「佛利民自由進步獎」,該獎項由凱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每兩年頒發一次,獎金達五十萬美元。凱托研究所原定在華盛頓舉行成立二十五周年晚宴,並在當晚頒發獎項。但在五月二日,鮑爾卻以八十六歲高齡在倫敦家中溘然逝世,距頒獎日僅一星期。世人將永遠懷念這位傑出的經濟學家和捍衞自由的鬥士。
凱托研究所副總裁JamesA.Dorn
鮑爾一九一五年生於匈牙利,在布達佩斯大學攻讀法律,三四年考入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主修經濟,三七年畢業。鮑爾先在倫敦一家遠東貿易公司Guthrie&Co短時間工作,此後一直在倫敦經濟學院(LSE)任教。八三年退休前,他是該院的經濟學講座教授。鮑爾在八二年獲冊封為終身貴族。他是英國皇家學院院士,並參加了好友海耶克創立的MontPelerinSociety。
在五六十年代,國家發展政策由政府主導逐漸成為主流學說,而鮑爾幾乎是獨力抗衡這種說法的學者。當時,不少知名經濟學家都主張,社會主義可以根治貧窮。一九五七年,史丹福大學的PaulA.Baran就認為:「落後國家若要達致社會和經濟發展,建立社會主義式的計劃經濟至為重要,這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鮑爾以有力的經濟學論證和實證研究指出,那些「發展專家」的理論,與其主張的政策並不一致。他的結論清楚不過:全面的計劃經濟、外國援助、價格管制和保護主義政策,只會延續而非消滅貧窮;政府干預令經濟活動愈趨政治化,削弱個體自由。

計劃經濟延續貧窮
經濟發展的核心意義,在鮑爾看來,是要讓國民有更多選擇;國家的任務只是維護國民自由,保障其人身和財產安全,讓國民各自追求理想,滿足愛好。鮑爾一再強調,政府干預愈少愈好,中央規劃應予摒棄。
鮑爾在《落後國家的經濟分析及經濟政策》一書中寫道:
我認為,經濟發展的判準和首要目標,在於擴闊個人選擇的領域;更確切地說,即可讓人民有更大自由選擇可行的發展路向。對我來說,一項措施的好壞,主要視乎其對個人選擇自由,可能有甚麼影響。
他接着說:「我厭惡一些可能增加人際權力差距的政策或措施,也就是增加個人或團體的權力,好讓他們操控其同胞。我的立論深受此觀點影響。」
鮑爾秉承古典自由主義大師的傳統,堅信自由貿易,捍衞個人自由。這反映出他尊重貧民,認同他們是有才能、有理性和有尊嚴的人;相反,那些擅於營造「虛假共識」的發展專家,卻總是一派紆尊降貴的姿態。
鮑爾先後發表多篇論文和專著,包括一九七二年的《發展諍議》,推翻了發展經濟學的種種固有觀念。他反對「惡性貧窮循環」之說,又闡明經濟增長並非必須有賴中央規劃和大型公共建設。他以一貫精警的語言指出:「與其說經濟發展視乎資本投入的多寡,倒不如說,資本是隨着經濟發展,才逐漸創造出來的。」
有人認為,貧民不會也沒有能力為未來儲蓄,又指貧民沒有動機改善自身處境。鮑爾不贊同這些論調。他反對政府強制國民儲蓄,稱之為「特殊徵稅」。跟當代供應學派經濟學家一樣,鮑爾也認為徵重稅干擾正常經濟活動。他更指出,政府用「特殊稅收」再投資,只會進一步加深「權力分配的不平等」。
鮑爾並不像一些發展專家,將貧民視為「毫無思想、任人移動的磚頭」。
四十年代以後,他曾先後在馬來亞(今馬來西亞)和西非作實地考察,深深明白到,小地主和小商家改善生活條件的決心和努力,絕對不容忽視。

經濟援助衍生貪污
他大概是首位正視民間經濟的經濟學家。他也率先指出,國際貿易(即我們今日說的「全球化」)促成意念、生產方法、產品和人事上的革新,創造龐大經濟效益。他以實例指出,貿易限制、進口規限和人口管制政策,均會削弱國際貿易的效益。
鮑爾認為,政府層面的經濟援助既不必要,亦不足以支援長期發展,反可能構成障礙。他直言:「錢財是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不是先決條件」。要達致長期繁榮,必須透過貿易而非經援。經濟援助只會擴大政府權力,衍生貪污和資源錯配,侵蝕民間經濟。
鮑爾的卓越學術成就,讓我們更深入了解經濟發展的動力,尤其是私有產權、穩定貨幣和自由貿易等制度;此外,在法治保障市場活力的前提下,政府應盡量避免干預市場。後世必將鮑爾勳爵與海耶克和佛利民等大師並列,奉為倡議自由企業精神和個體自由的傑出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