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看歷史，就越感到一個真正保障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多麼重要。封建社會和文明社會的分別，就在於沒有言論和思想自由。中國古代，與當權者思想對立、言語上得罪權貴，就會惹上殺身之禍，今天政府不能說殺頭就殺頭、監禁就監禁，但透過宣傳機器發動輿論攻勢，點名攻擊，打壓政見不同的異己分子，要他們不敢說話，不敢做可能招惹攻擊的事，較諸殺頭監禁，只是程度而非性質上的分別。
比如近日的事件中，中央機關認為某些人的言論立場要加以約束，又或為了防範某些人在國際上發表對中央或特區當局不滿的評論，就發動了龐大的輿論攻勢，逼使屈服，即使這些人不為這種攻擊而退縮，也希望令社會上其他人感到憂慮，害怕這些人觸怒當局，會招致當局對香港特區採取嚴厲的手段，因而轉對這些人不滿，不願意或不敢支持他們，認為他們會不利於特區，這樣，他們便受到孤立，不能發揮作用。

害怕招禍於中央當局而孤立中央當局針對的對象，這種反應不難理解，但軟弱退讓卻只會加深問題，因為這最終會導致言論和思想自由的沉淪，而其他的政治權利也隨着變得脆弱。
只有在平等和自由的情況下，市民才能跟政府對話，特區才能跟中央對話；坐着的皇帝，下跪的臣民之間是沒有對話的可能的，臣民的任何說話都可以因為冒犯天顏而招禍。現在的輿論攻勢，據說可能還要升級，變得更猛烈，若然如此，最終目的要建立的便不可能是對話，而是令市民懾服於威武，不敢再提出任何中央沒有預先示意允許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