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旅英最後一年就跟沈登恩通信。不記得是誰介紹我們認識的，只記得先是戴天主編的一套叢書出了我一本文集，台灣的《人間副刊》和《聯合副刊》偶爾刊登我的一些英倫隨筆，沈登恩根據文集和兩個副刊上的散篇决定替我重編一本《另一種心情》，我們從此展開了出版家和作者之間的交往，來鴻不少，去雁也多，清樣的核校和目次的編排已經夠煩瑣了，封面設計他也立心求好，害我不得不從英國世紀初畫家畫的一幅水彩書齋一角剪裁出一個局部給他加工應急。
記憶中遠景出版社出的那本書我還存着一兩本，五月十三日聽到沈登恩前一天逝世的消息，我翻遍書房書架竟然找不到那本絕版書了：三十年不短不長，小小一本舊作固然逃不了滄海中那一粟的命運，值此悼念之際，花開花落之嘆畢竟也是深沉的。我依稀記得那時期我替王敬羲文藝書屋翻譯李效黎的那本《再見延安》出了單行本，沈登恩看了覺得MichaelLindsay夫婦那樣的老區回憶錄大有史料價值，很想設法出個台灣版，幾經斟酌，格於當時海峽兩岸政治顧忌纍纍，終於作罷。

這樣，我和台灣遠景就只有一書之緣了，往後好幾種集子的台灣版都順應不同時期的不同情義給了台北不同的朋友出版，我和沈登恩這位出版家倒維持了幾十年的友誼。八十年代我回港工作，他在台灣推出的金庸武俠小說連連熱賣，常來香港公幹，也常出入我的辦公室，偶然拉我跟寫怪論出名的哈公喝茶聊天，台灣作家來來去去的飯局只要他在香港他多半在座：「小沈像上帝，無所不在！」說這句俏皮話的人好像是高陽。
說出版家不說出版商，我印象中的沈登恩似乎是個不太計較成本效益的文化媒人，只追好書不追市場，全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的煌煌作品他都敢扛起來印，大家替他揑一把冷汗，他瘦小的身影照舊飄來飄去自在得很。替他翻譯好多部歐美小說的湯新楣有一次對我說，遠景招牌下幾位紅作家的系列著作想必加厚了沈登恩的老本，光是金庸和高陽就了不得了。我想李敖出獄後給他出版的《獨白下的傳統》一定也賣得好，還有白先勇的《孽子》，胡蘭成的名著，加上近年林行止那八十多種文集。

這一大盤生意實在不容易。兩岸人流暢通這十來年沈登恩進出大陸的次數好像頻密了，我在上海北京的朋友都跟他熟，他的稿源更廣闊了，合作項目尤其時有所聞。他路經香港通常會給我寫傳真，總是深夜裏從他愛住的麗晶酒店傳過來，沒什麼要事，三言兩語說說他初識的朋友或者找到的書稿，再不然就是出了幾種新書留在酒店櫃台上囑我隨時去取。
"Agoodbookislikeanunreachableitch.Youjustcan'tleaveitalone"：沈登恩這一生就在搔不到癢處的樂趣中過去，連最後的病痛也拖不太久就過去。生意上的興衰我猜想他是不擺在心上的：這個出版家在意的是他坐擁多少好書，有的是他印的，有的是人家印的，更有一本是他割愛送我的老書，陳定山的《春申舊聞》。
（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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