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裏我斷斷續續掂量這句「不恰當的話」。接下來的那幾天，不光是本土的愛國老人點名數落不愛國的人、愛國醫生挖苦香港人吃狗餅吃壞了、愛國總裁揭穿大律師奪權的野心，那位京官竟也鐵青着臉說中國共產黨就是中國人民和香港同胞的代表。我很為老朋友一葉驚秋的忐忑難過：他一九七○年代中期才從大陸跑來香港。
是中英兩國政府展開香港前途談判的八十年代頭幾年裏的事了。有一天，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公開講了一些香港的問題，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次官雷斯接着也在香港詳細答覆記者的一些疑問，立場跟中國當局的構想歧異重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於是向新華社發表簡單談話，說英國政府負責人接連就香港前途問題發表「不恰當的談話」，引起各方嚴重關切；中方希望兩國既然正在談判，雙方都應該抱誠意和合作的態度，這樣才能快些獲得積極的結局：「英方負責人接連發表不恰當的談話，只能增加談判的困難而無助於問題的合理解决」。
不恰當的時候說不恰當的話真的會是解决棘手而敏感問題的尅星嗎？我記得著名中國觀察家徐東濱當時對我說，跟中共討價還價最緊要是關起門來談，光天化日公開叫嚷是大忌：「中國外交部很溫和很給面子了，只批評英方發表不恰當的談話！」徐先生說。我那時候不信邪，只信政治本來就是耍嘴皮子的藝術，不很理解徐先生那一輩人那麼委婉的設想，那麼體貼的遷就。不久，金庸的社評果然也規勸中英雙方不要說不恰當的話，還引用京劇《楊門女將》裏穆桂英囑咐焦孟二將見了佘太君「酒要少飲，話要少回」，免得年邁之人受不起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