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台北。先是在旅館房間裏的《新聞周刊》上讀到俄羅斯作家VictorErofeyev寫的那篇＜TheWaronBooks＞：俄羅斯作家重拾舊日蘇聯夢魘。一個史太林時代共青團似的青年人組織走上街頭公然清除「不良」文學。青年團背後是普京政府支持，說是團裏有十萬團員，穿着印上普京總統肖像的白色圓領汗衫，到處對付依洛費耶夫和VictorPelevin和VladimirSorokin的作品。他們趕走依洛費耶夫新書發佈會上的讀者；他們把畢利文的新書一包包退回他家門口；他們在劇院門口搭起大型馬桶把索洛京的新書拋進馬桶裏。
依洛費耶夫說，屠克湼夫的《父與子》裏有一句話可以總結當年俄國傳統文學的命運：「人是好的，環境是壞的」；俄羅斯新文學卻赤裸裸證明了壞環境是俄羅斯人自己製造出來的。我捧着一杯奶茶站在玻璃窗前俯瞰窗外一條幽靜的深巷，彷彿聽得到遠古的那串賣花聲。有人敲門：出版社的朋友進來，把我要的幾本書攤在小桌子上，絮絮叨叨細數台灣出版業的氣色。我給他倒一杯奶茶，縈繞心中的依然是依洛費耶夫的遭遇。「一九六三年搞得林海音先生辭去《聯副》主編職務的那首詩你還記得嗎？」我問他。「詩題叫＜故事＞。作者叫風遲。詩，記不得了。」他一臉迷茫。

我只記得詩的第一句：「從前有一個愚昧的船長」，漂流到一座小小的島嶼，迷戀島上的美女久久忘了回家，台北總統府認定那是在影射蔣老總統愚昧無知。總統府打電話給王惕吾，王惕吾打電話給林海音，林海音立刻辭職。「我也做不下去，辭職了，或者說應邀辭職了！」趕着去台北之家赴下一個約會之前在旅館門口碰見一位舊朋友丟下這樣一句喪氣話。是選市長選市議員的前夕，一輛輛拉票花車的擴音器發出最後的呼喚：鄉音博取鄉情，厚顏博取厚祿，台北市洋溢着一片新愛舊恨包裝出來的政黨政治。「制度到底民主了，」司機老張說。「陳水扁太辜負了民心，馬英九穩坐台北這半壁江山，可惜國民黨的連戰未必鎮得住優勢！」說的是閩南國語，念叨的竟是蒙着外省人影子的國民黨：「蔣經國錯讓李登輝攀上權力架構的頂層，朝朝暮暮一聲一聲敲響國民黨的喪鐘！」他說。
暮色裏，台北之家在歷史的樹影中亮起懷舊的華燈。朋友坐在二樓貴賓廳裏的長窗前一任思緒越飄越遠：明天，馬英九當選的是市長的職銜、擔負的是總統候選人的重任，台灣進入了另一輪音樂椅子的民主遊戲，台北市政只是馬先生西裝前袋露出小半截的袋巾。「可是，」朋友說，「我開始懷疑民主制度到底是在為一個國家還是一個政黨、一個人的福祉運作？」我說有個叫Rosmalen的人也在懷疑現代醫學昌明得太厲害，幾乎在每個人身上都可以探出一兩種毛病；因此，制度越民主，暴露出來的人性中的不民主的一面肯定越多，那還是比沒有這套制度去暴露和制衡要強得多了。我們步出這幢雪白的老房子，中山北路人車喧嘩：台北市要吃安眠藥。
﹙圖﹚齊白石《江畔帆影》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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