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藝人、全國政協委員汪明荃以個人名義正式提案，建議中央政府借奧運會和世貿會等盛事的契機，檢討對本港十二位泛民立法會議員發還回鄉證的機制，讓他們了解祖國發展和增進對國家的認識。她指出：作為政協，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假如政府做得不好，泛民議員當然可以批評。

提案前後，各方反應不一。其中以曾特首的反應最受矚目。當被問及他對汪委員表態的意見時，他先說有些事應該多做事、少說話，繼而卻匆忙找人解畫，說特首是指特區政府要促成中央和泛民溝通，只會多做事、少說話，早前程翔獲釋已屬明證。
曾特首的回應，顯得文不對題，答非所問，完全不管記者的問題（對汪委員表態的意見）而自吹牛皮自得其樂，沒有勇氣明確表態支持或反對汪委員的提案。並以自我歌頌的多做事、少說話作風，來曲線譏諷汪委員的提案，氣度實嫌偏狹傲慢。
反觀汪委員的提案，不但符合目前內地政治制度下政協委員的角色，也彰顯了我國傳統文化中卓越的政治道德，並兼顧到對香港公民權利的基本尊重。

汪委員的提案完全符合政協委員的既定角色，善盡言責，不甘只做花瓶中的小蓓蕾。況且，今年兩會期間，部份政協委員也相當敢言，針鋒相對。女富豪張茵委員要求修改勞動合同法，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資訊產業部電信研究院副院長曹淑敏委員直指內地手機通話費不是高收費，惹來轟動。兩者觀點各有毀譽，暫且不論。該肯定的是中央官員並沒有諷刺他們應該多做事、少說話，也沒有曲線歌頌自己能做到多做事、少說話。國內《法制日報》更有專文指出：「如果能再把這種敢於發表意見的做法發揚光大，運用到建言獻策上，則本屆政協委員的履職成績單應該會令民眾滿意。」汪委員的提案不正是令民眾滿意的表現嗎？
汪委員的提案也是符合我國傳統政治道德的卓越表現。不錯，孔子在《論語·里仁》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但「訥於言」的準則必須看客觀環境是「有道」抑或「無道」而定。因此，孔子在《論語·季氏》指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是故司馬遷引用董仲舒的話說「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這種「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敢言精神，推導出范仲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名言，難道特首連這點基本的中國文化修養都沒有嗎？
去年，由於曾特首對中國近代史知識普遍貧乏，說出了「文革是民主極端」之類違背事實的假話，連忙道歉，善良的香港市民也就不再窮追猛打。可惜，曾特首這次再度表現出他對我國傳統文化政治道德的偏狹認知，面對殘酷的現實就低頭不語，對跨境行動自由被限制的議員苦況視若無睹。上次的中國近代史，加上這次的中國思想史，看來我們的特首都要好好惡補這兩科了。

桑普
文化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