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勾結外國勢力和欺詐，早前遭終審法院暫時撤銷保釋，等候處理律政司提出的法律問題上訴，釐清國安法的保釋規定。案件今由五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代表黎智英的資深大狀黃繼明陳詞指，批出保釋的高院法官沒有將國安法第42條關於保釋的規定與一般保釋法例等同，且已考慮國安法想關條文。黃又指，若要證明被告會繼續危害國安，責任在於控方。終院五位法官聽罷陳詞，將擇日頒佈判詞，其間黎智英須繼續還柙。

黎智英今分別由擅長公共法和民事案的資深大狀黃繼明，以及主攻刑事案的資深大狀黃佩琪代表。案件今由五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包括終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和霍兆剛、非常任法官陳兆愷和司徒敬，是張舉能就職首席法官以來處理的首宗案件。而本案沒有海外法官參與。

黃繼明開始陳詞，強調兩大論點，包括國安法第42條應容許考慮保釋條件，以及證明被告會繼續危害國安的責任在於控方。實際上保釋條件的問題是唯一關鍵，只要終院認同國安法第42條可考慮採納保釋條件，便代表高院法官批准保釋時沒有犯錯。

然而法官李義指出，高院的考慮方法是否正確，還涉及批准保釋門檻的問題，因為法官曾指國安法第42條與一般保釋法例只是表面有區別、多於實質上有分別。

黃繼明回應指，法官在「唐英傑案」中不幸地作了不必要的評語；惟處理黎智英的保釋時，法官並沒有說因為兩條法例沒有分別、所以不理會國安法便直接採用一般保釋法律，而是確曾考慮國安法第42條。

法官張舉能則指，法官在唐英傑案判詞中，將「除非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會繼續危害國安，否則不得批准保釋」詮釋為「如有理由相信被告會繼續危害國安，則不得批准保釋」，把雙重否定句改為正面句式，與原文句式相反，這樣理解會是錯誤。

黃繼明解釋，按照原句，被告要證明自己不會做某些事，並非十分可取，加上無罪假定和人身自由的考慮，故國安法第42條應詮釋為要求控方證明被告會危害國安，唐英傑案的分析正確。

黃繼明其後舉出英國等地的案例，反駁律政司毋須舉證的說法，指出法庭在考慮給予被告保釋時，必須基於「無罪假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及「自由權」（right to liberty），控方有責任證明被告再犯的可能性，藉此反對保釋。

霍兆剛問到，答辯一方如何回應律政司就舉證責任所舉的案例，黃表示律政司的案例是關於一名被裁定謀殺罪成的罪犯之保釋事宜，前提是不准保釋，除非能證明他對社會沒有危險，與本案完全不同，因「無罪假定」不可應用在謀殺罪成犯人身上，認為該案例與本案無關。

首席法官張舉能關注條文字眼，提到有關案例的前設是「批准保釋，除非……」，但國安法第42條卻寫明「不准保釋，除非……」，認為兩者字眼上有別，是否批准保釋的前設立場完全相反。

黃回應指，同意國安法第42條字眼上傾向採取「不准保釋」這前設立場，但強調法庭不可單單只著眼於條文字眼，必須同時考慮國安法第5條寫明「任何人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亦要考慮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基本法》寫明無罪假定的原則，即必須同時考慮所有涉及保釋程序的原則，強調有關權利不可被國安法第42條凌駕。

對於律政司多番強調國安法的重要性、違反國安法的嚴重後果等，黃直言從來無人質疑國安法的重要性，但不同意律政司陳詞指原訟庭法官李運騰在考慮保釋時，不夠著重國安元素。黃認為，李官實際上給予國安元素絕對比重，因國安法第42條的核心問題是有否「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會再犯」，而他在衡量有關保釋條件時，「就是在回應這核心問題」。

黃續指，雖然李官曾表示國安法第42條與一般保釋法例只是表面有區別、多於實質上有分別，但無論如何，實際上他並沒有將國安元素排除在外，而國安法是他首要的考慮因素，故此不可基於李官引述「唐英傑案」，便指他將「唐英傑案」中所謂「錯誤」的準則應用在本案中，認為李官並無犯錯。惟張舉能反駁指，法官李運騰就是「唐英傑案」的法官之一。

對於律政司一方力陳，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不單單局限於國安法罪行，亦包括不犯法行為，例如《基本法》23條中所指的行為，黃表明不同意，認為只應局限於國安法罪行，況且23條尚未立法，反問：「怎麼可以基於被告有可能做出不是犯法的行為，而將他羈押？」

法官司徒敬指出，海外也有「不准保釋，除非……」的保釋法例，黃繼明解釋外國法例分兩類，一類是要求被告證明有理由釋放自己，如加拿大和南非；另一類沒有列明由誰人證明有理由批准被告保釋，如英國，亦是國安法第42條的寫法。黃引用案例指在沒有寫明責任誰屬時，儘管條文以「不准保釋」開首，應假定立場必須是准予保釋，由控方證明應該還柙被告。

法官張舉能質疑，當條文明言「不准保釋，除非……」，主張假定立場是「准予保釋」到底有多現實。黃繼明回答指，國安法第42條不是獨立存在，而是要跟國安法其他條文一併閱讀，包括表明保障自由、保留無罪假定、規定遵從《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採用現有刑事程序等等條文；若不採納假定准予保釋的立場，就會令這些條文的效力一筆勾銷。

法官李義追問，假設立法者清楚知道要顧及人權法，正常情況不應在審前還柙被告，亦知道現有的保釋法例是怎樣，結果撰寫國安法第42條時，仍決定使用與現行假定准予保釋立場非常不同的詞句，那麼將國安法第42條視為一個特殊規定，刻意偏離一般立場，難道不是比較簡單和自然的解讀？

黃繼明回應，若立法者明白所有現行法律，知道假定准予保釋是源於無罪假定和人身自由，而國安法也表明保障這些權利和自由，那麼立法者如果要偏離一般立場，就應該更加明確地寫明要被告證明有理由釋放自己，惟現時條文寫法並未清楚表達這立場。

黃繼明又陳詞指，既然保釋申請是對未來事態的預測衡量，沒理由法庭不能考慮保釋條件。對於律政司指由於國家安全極為重要，不可承受被告違反保釋條件犯事，故國安法第42條不可考慮保釋條件，黃繼明說無法理解果真如此，要怎樣才可以成功取得保釋，不知道法庭可以怎樣理性地處理保釋申請。

黃舉例，假設有人被控與間諜多番交談，該人承諾軟禁在家，切斷所有溝通方法，而律政司認為不能採納，那麼不知道還可怎樣跨過保釋門檻。

黃引用英國案例，被告人涉嫌干犯恐怖活動，他承諾佩戴電子定位設備留在家中、只可會見指定人士、移除原有電話線、安裝特別電話線只與保安公司聯絡、每天致電公司五次，英國法院認為這種度身訂造的條件沒理由不足夠。

律政司代表周天行回應時重申，只有在保釋條件被違反後，控方才能察覺，無力保障國家安全。惟此說法隨即遭法官司徒敬揶揄：「解決方法就是永遠不批准保釋。」

周天行又舉出可能批准保釋的情況，例如國安法第33條列出一些可從輕處理的犯罪情況，法官可考慮給予保釋。第33條所列情況例如「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等。

【案件編號：FACC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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