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病毒從「可防可控」到失控「人傳人」，傳播方式至今依然未明，其影響之深遠更是波及各行各業，除了幾近崩潰的醫護外，一眾站在前線的清潔工亦每天頻頻與無形的病毒擦身而過。根據《中國-世界衞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聯合考察報告》，糞便排毒已在一些患者中得到證實，少數病例糞便中還發現活病毒。「啲人驚邋遢，屙咗喺度唔沖水就走。」任職清潔工逾20年、每天待在鬧市公廁6小時的吳婆婆坦言，由於防護裝備不足，十分擔心自己會在工作期間受感染。《蘋果》直擊她工作的一天，見她一人負責打理面積約400呎的女廁包括10個廁格，疫情期間縱面對或隱藏於廁所不明角落的武漢肺炎病毒，但吳婆婆為了自食其力仍堅持不退縮。她天天「搵命博」清潔公廁，雖然只能賺取僅僅符合法定最低工資的37.5元時薪，卻是抗疫的真英雄。

在疫情嚴重肆虐香港的3至4月期間，吳婆婆每天可獲管工分發一個CSi口罩，一更工作6小時，洗廁所後、用膳後亦無新口罩可更換；直至個多月前，公司每天向她多分發一個CSi口罩，但卻未有為清潔工們提供何時更換口罩的指引，「唔濕、唔邋遢，就唔換㗎啦⋯⋯有時剩餘嘅喺度，有乜特殊就有得用嘛，日日用就冇啦」。

為節省珍貴的口罩，她堅持在病毒無處不在的廁所工作環境內每天只用一個口罩，而為了使口罩可使更長的時間，她自行「發明」重用口罩方法，即是把口罩放於熱水壺上「蒸熱殺菌」後才重新戴上。縱然專家指這樣或可能反而造成病毒或細菌隨熱氣散播，但婆婆無奈下別無其他選擇，決定繼續為口罩「土法消毒」。

記者曾直擊吳婆婆「決戰病毒洗廁所」一整天的工作，發現她會準時下午4時半在旺區的公廁準備就緒，包括更換廁紙、以膠水喉沖洗各廁格、以漂白水拖地⋯⋯日復日機械化地重複這三個步驟後，每隔兩小時拖地一次，並以清潔劑重點刷洗較骯髒的廁格。

其中清洗座廁時較辛苦兼「牙煙」，因吳婆婆要彎腰以刷子洗刷座廁，其時她與排泄物或廁所水的距離僅約1米，她的工作難免要多番接觸污水、排泄物、用過的口罩等潛在的病毒傳播源。在如此高危、甚至可能與醫院同樣危險的環境，她卻未獲分配高級N95口罩，反而只得一個CSi口罩；另一方面，僱主亦未有為她提供眼罩和頭套等，若有病毒隨糞水或廁所水「反彈」，這些飛沫隨時會彈進她眼睛或鼻的黏膜內造成感染。吳婆婆亦坦言知道風險，「會有水彈上來，自己做嘢就要小心啲！」清潔期間，濺起的污水水花有機會彈到眼睛、頭髮、皮膚等，故口罩和手套成為她珍而重之的保護裝備。

她每天敬業樂業，卻不知下個「廁客」是否帶菌者。據現場觀察，每5分鐘便有約10人使用該公廁，即每小時平均有120人進入公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經過2003年沙士一役，今年首個武漢肺炎個案出現時，近9成港人已會自覺戴上口罩保護自己，但在公廁出現的「自私」場面卻為擔當清潔工的吳婆婆帶來感染危機。「好多都污糟，有啲人驚邋遢，屙咗喺度唔沖，你頭先都見到啦，屙完唔沖水就走」，善後的責任無聲無息地交予正在苦笑的吳婆婆。

除此之外，每逢星期日，一群休假外出的外傭亦於疫情期間為清潔工帶來沉重的負擔。在過去的3至5月疫情爆發期間，吳婆婆指外傭「冇停過，禮拜日一樣出嚟」，把化妝品攤於洗手盆旁與友人共用，除下口罩邊化妝邊談笑風生，「有啲菲傭姐姐好唔乾淨，搞到好邋遢⋯⋯疫情都咁呀，佢自己都唔驚」。吳婆婆指，每逢周日，高峯時有逾30人同時擠於狹小的公廁空間，傳播病毒的風險難免增加。

每天「奮戰」至晚上7時許，吳婆婆才終可小休，走進距離廁格僅7米左右的休息室用膳。雖然休息室在廁所內，是否真的安全無菌實在成疑，但她每次入休息室時仍會選擇除下口罩「鬆一鬆」，那等同放棄「防衞」病毒。但這不代表她能盡情享受屬於自己的休息時光，因其工作時數只有6小時，所以沒有「飯鐘」，每天皆是自行「抽空」走進休息室用膳，倘外面有人弄污廁格，她便須立即放下飯盒，出去清理好後，方能回去繼續用膳。如此的工作環境令她未能好好休息，一個飯盒分2至3次進食是等閒事。雖然她每次重回休息室時，皆以洗手液徹底洗手，但其飯盒依然每每暴露於公廁空氣的「污染」範圍。

「37.5元一個鐘，做六個鐘，我唔識計啦，你幫我計吓。」在疫情下，清潔工是一個冒險的工作崗位，在裝備不足的工作環境下，吳婆婆的日薪僅得225元。她與兒子和媳婦同住，家人對其工作表示憂心，「佢話，媽咪小心，你做嗰啲工，（我回答）好啦，得啦得啦，我會」。每天看到上升的確診個案數字，身處惡劣工作環境的吳婆婆仍心繫家人，「我染咗嗰種病（武漢肺炎），我有家人喺屋企，我自己死冇所謂」，她深明其工種屬「高危一族」，但偏偏未有想過離開崗位。兒子亦曾勸她不要繼續工作。但吳婆婆認為，難得自己仍能工作，她想靠自己，不欲成為家人的負擔。

另一公廁清潔工余婆婆則有更深的感受，在其負責的廁所內，《蘋果》直擊到充滿糞便的殘廁，馬桶、廁板、地板，無一倖免。余婆婆謂，這是「道友」的「傑作」，當她欲進行清潔，「道友」便會以粗口指罵她，「一陣要鎖門，佢就走出嚟，X你老母」。除了糞迹外，令余婆婆感到難受的，還有可傳播疾病的針筒。「屙完屎唔沖，將個垃圾桶擺喺篤屎度，有時又將啲（廁）紙倒落去，又塞水喉（渠）喎，有時針筒又擺落去，冇性㗎。」余婆婆眼見廁內有糞便、紙巾、針筒等，她感到既憤怒，又無奈。然而，她是唯一負責清潔這公廁的人，一方面冒着健康風險，另一方面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

除了公廁清潔工，醫院清潔工亦是另一高危工種，任職醫院清潔工4年的霞姨負責院內洗手間和寫字樓的清潔，在過去幾個月，她直言最怕洗廁所。「我哋用潔廁嗰啲洗廁所，洗完攞漂白水抹門柄嗰啲，總之可以摸到嗰啲嘢，我哋都要搵漂染開水嚟抹。」在疫情期間，她的工序比以往繁複，「多咗好多要消毒嘅嘢，譬如平時我哋一個禮拜先做一次嗰啲，我哋差唔多而家要日日都要做」。相比吳婆婆，霞姨可幸之處在於醫院有提供足夠的防疫物資，包括口罩、手套、眼罩、保護衣等。

在醫院的工作環境，不論疫情前後，霞姨已熟習處理被棄的口罩、手套等廢物，但疫情難免為她帶來心理壓力。「最辛苦我覺得係洗廁所，有時有啲人屙咗又唔沖水，啲口罩有時又掉唔正。」，對她而言，醫院始終是充滿細菌的環境，病人、護士、醫生皆是高危人士，而她負責處理的地方，正是這三類人皆會使用的洗手間。

職工盟清潔工工會組織幹事表示，至今最少有兩宗清潔工確診個案，一為門診診所的清潔工，另一則為商業大廈內的清潔工，兩宗個案的傳播源雖未必與其工作有關，但清潔工的風險亦不容忽視。事實上，無形的病毒為清潔工增加心理壓力，惟不少清潔工亦未有足夠的防護裝備以應付充滿危機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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