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特區政府並非由普選產生,管治合法性先天不足。董建華只好向各個利益集團尋求支持,為各行各業成立扶助基金,救這救那,慷納稅人之慨,以增加施政合法性,效果卻適得其反。現在,董建華似已明白民意的重要,但現行制度下,即使特區政府能掌握民意,也不會依民意來制訂政策,因為利益集團仍是左右政府施政的重要力量,政府政策早晚要為他們的利益服務。
憂外國操控 對普選生疑
因此,只有引入普選機制才是上策,北京卻對香港普選有兩大疑慮:一是產生福利社會,二是受外國政府操控。對於前者,筆者以為過慮了,眾多國家的經驗表明,普選與福利社會並沒必然關係,只有弱勢、政績不彰的政府,才要大派福利吸引選民(如台灣的陳水扁政府),進而演變成福利國家。香港雖沒實行普選,但過去七年,特區政府不是因為政績不彰,一步步拋棄過去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推行福利主義政策嗎?只不過大部份福利都派給利益集團而已。至於第二點疑慮,完全可以用法律、制度等手段加以規範。
北京對普選的抗拒,很多時候都是非理性的,單憑中共領導人的經驗、喜好作決定。不少事實表明,閉關鎖國多年、教條主義嚴重的中共官員,其學習曲線(learningcurve)平緩,也就是說較難接受新事物,往往要花上幾年、十幾年的時間,碰了釘子後,才能理解及接受經驗以外的新知識。由於中國的政策往往取決於中共官員的主觀意志,當他們的認知落後於形勢,自然令全國付出慘重代價。對市場經濟的認識過程就是最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