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針對中國大陸的清潔衛生下筆，不是因為那裡比香港或台灣污穢，而是那裡地大人多，處理清潔比較困難。當然，同樣的分析可應用在任何有清潔問題的地方。
說實話，目前中國有好些地區的清潔這幾年大有改進。困難還是不少，而藉着非典禍害的說服力大搞清潔衛生，今天是好時機。
我是個高舉產權界定與市場運作的人，所以不可能是個無政府主義者。產權是要由政府界定的——或者說，凡是協助界定產權的機構，「政府」是也。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或應該有——沒有約束的自由，問題是怎樣約束而已。另一方面，「政府」的定義不簡單。我在《經濟解釋》卷三第六章提出的政府理念，不一定是大部分經濟學者認同的。
首先要說一個大原則。任何經濟活動都可以由政府做，也可以由市場做。二者擇其一，同樣的利益，成本哪方面低就應該由哪方面做。這考慮不僅是生產或服務的成本，而是包括交易費用。衡量政府相對市場的成本不容易，但一般而言，市場可做的，其成本通常比政府低。所以在衡量不易、難以取捨的情況下，有市場做過的先例，選市場。這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黃金定律，千萬不要忽略了。
我說過了，瘟疫因為病者負，染者也負，不容易界定權利然後在市場成交，所以政府要管治。但清潔衛生是不難界定權利與責任的。這方面，政府的職責是界定清潔的權利與責任。中國今天的權利制度大有長進，伸延到清潔那方面去不會有大困難。

八十年代我屢次提出，北京當局要儘量把權力下放。今天回顧，這方面他們辦得比我當時希望的還要好，還要快。主要原因，是當時盛行的承包責任制，用作權力下放是一級機制。正如工業所用的層層承包（香港工業所說的判上判），轉用於中央把權力（承包責任）下放至省，省至市，市至縣，至鎮，至村，至組，至戶，最後至個人。利益的權利下放，單位愈小其（總）權力愈大愈妙。另一方面，單位愈小其責任則要按利益的增加而增加。這些是承包責任機制的基本目的。
看清潔的問題吧。甲需要清潔，有權利不受到乙的不潔所侵犯（記着，因為交易費用高，不要考慮高斯定律的另一面），如果甲乙之間的清潔權利與責任能界定清楚，問題就容易解決了。這裡有兩個困難。第一，在某些情況下，清潔的權利與責任不容易界定清楚。這方面的分析下期再談。第二，這裡要說的，是由上至下，由人多至人少，由地大到地小的層層界定清潔的責任，是要由政府立例協助的。
舉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吧。美國華盛頓州的海灘，有公眾的，有私人的。私人的遠比公眾的清潔，不言自明，不需要解釋了。劃定海灘的清潔範圍應該由誰負責，清潔就容易生效。
重點來了。上文提到自上而下的層層清潔責任界定，怎樣界定是個頭痛的問題，需要有明智的設計才可以減低監管費用。設計是指設計法例然後監管。這設計要怎樣做呢？告訴你吧：自下而上。先界定個人的清潔責任，繼而戶，戶而組，組而村，……倒轉過來，從個人推上去，我們會遠為清楚每層的清潔問題所在。
是的，設計層層清潔法例的方法是自下而上，法例推行後，監管又再倒轉過來，自上而下。


逢周二、四、六刊出
電郵：[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