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中共抗疫「新瓶舊酒」 學者:集體主義下犧牲小我
武漢肺炎疫情集體主義SARS
有學者指,內地的抗疫方式,無視對隱私及人權所造成的傷害。
被指為世紀大災害的武漢肺炎,在內地爆發近一年,成敗得失並非中國官方所宣稱般簡單。有學者認為,回顧官方採先封閉圍堵、再由外部「對口支援」的處理模式,加上集體主義下犧牲小我的思考邏輯,讓中國防疫模式宛如「新瓶裝舊酒」。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今日以視像方式舉辦第49屆台美當代中國大陸國際研討會,主題為「習近平時代中國大陸基層幹部的訓練與管理」。
研討會中,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王惠玲,以及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陳慧榮均認為,從2003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到今年武漢肺炎疫情,可見危機是北京當局強化國家對社會控制的機會。
二人均指,對北京當局來說,每次危機都會產生相應的新方法來解決問題,而這些元素不斷累積後,就成為強化社會控制的工具。在這波武漢肺炎疫情中,當局開發的「健康碼」就成為搜集民眾個人資訊的工具。
擔任引言人的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寇健文表示,即使歷經SARS疫情,但在武漢肺炎疫情剛爆發時,中國官方在預防上徒有機制,「但沒辦法有效果」,究竟問題根本為何,仍有待深究。
不過,寇健文認為,官方後期在「抑制」疫情上確有成效,主要是疫情爆發後用強硬手段防疫。然而「技術是新的,方法是舊的」,如封閉武漢等疫情重災區後,再集中資源馳援,跟2008年的汶川地震無異,都是「對口支援」模式。
寇健文提到,中共體制就是「集體主義」,官方處理疫情不需考慮人權問題。雖然防疫方式管用,但也傷害私隱、人權。對民眾來說,危機來臨時犧牲個人,長期以來已深化到他們心中,只不過前提是「這個人不是我,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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