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後，法律雖無明文禁止同性性行為，但當局常以雞姦罪與流氓罪對同性戀者作處罰。1990年代起，有關同性戀的文學創作與理論研究在民間出現，1997年中國刑法撤銷流氓罪，性社會學家李銀河稱之為「中國同性戀非罪化元年」。內地自此在法理上已接受同性戀，但農村社會仍視之為有違常理。獨立性別研究學者黃海濤指出，同志在農村環境中較難接觸同類人，民間支援及醫療資源不足，是「階級、性向上的雙重邊緣人」。

黃海濤指出，以往農村同志在生活中，缺乏同類朋友，在媒介上看不到相關議題，「隨大流」結婚生子的案例存在不少。但近年同性戀進入公共話語領域，主流傳媒開始正面報道，農民也有手機、電腦接觸資訊，帶來身份覺醒。

催婚壓力大 無奈做「兩面人」

但黃特別提及，現時民間組織、基金會項目集中在城市，醫療、心理服務去不到偏僻之地，「對農村同志的支援可以說是沒有起步」。而最大的難處在於農村人口分散，「連發現這群人都很難，不像在城市人口密集，搞個講座隨時成百上千人響應」，他認為互聯網是一個出路，令接觸農民工、流動人群成為可能。

另一方面，雖然改革開放後已有大量農民進城打工，但他們地理上距離農村遠，精神上仍與家庭聯繫很強，所受催婚壓力大，很多不得不做「兩面人」。至於一直生活在農村的同志，其身處的環境比城市更不友善，他近年發現，有同志情侶以兄弟之名避嫌，公開稱如自梳女般終身不娶，策略性地開闢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