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作家杜高對李輝說: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公安人員把他跟四個右派分子從劇協機關帶走,文聯大樓長長過道兩邊的辦公室沒有一個人同他打招呼,只有老翻譯家陳北鷗急步走出來跟在他身旁輕聲說:「早點回來,你會回來的…」。二十一年後他真的回來,陳北鷗已經在文革中中風不會說話了,一隻手在空中比劃顯得很高興。「我看到他已衰老成這個樣子,禁不住眼眶裏湧滿了眼淚。不久我便收到了他病逝的訃告。」
杜高還對李輝說:肅反有了結論了,一些領導又用微笑的面孔跟他說話:「黨是你的母親,肅反運動鬥你就像母親打了孩子,打完就完了」;「在戰場上,一顆子彈打中了你,那顆子彈不是敵人射過來的,是自己同志的槍走了火,你受傷了,是掉頭打自己同志呢,還是繼續同敵人戰鬥呢?」;「對不起囉,黑夜裏打傷了自己人。給《文藝報》寫文章吧!」。
我剛讀完李輝從北京寄來的新書《和老人聊天》。書的封底上印着郁風大姐寫的三行字:「我忽然想到,不久的將來,我們這批老人都將死去,你會覺得很寂寞的。會嗎?」肯定會;我想李輝肯定也會。這麼多年了,他到處採訪到處找資料寫出那麼多人物傳記和驗史隨筆,尋尋覓覓補補綴綴,圖的是把這批老人的記憶縫織成五十多年來中國人的「公共記憶」,儘管只是百衲衣上的半截袖子、一幅下襬,畢竟滲出了苦難歲月裏民族的體溫和體味。
北京還有一個雷頤,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是研究「日常生活的歷史」的專家,他在《深圳商報》談「忘記歷史容易重犯錯誤」的課題,說正義、激情、英勇之外,重要的是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啟蒙,要學維新運動引進現代文明作為強國富民的手段,那才是愛國、救國之道。不用說,跟李輝聊天的老人們我是尊敬的;我同時也尊敬大陸上像李輝雷頤那樣的年輕一代讀書人:他們才是中共政權下的中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