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劇《THE NEWSROOM》開過一個玩笑:如果共和黨在國會動議「地球是平的」,「客觀的」媒體會報道「民主共和兩黨就地球是圓是平未能達成共識。」新聞系學生學習的新聞學,發源於一百多年前的美國,但美國本土近年有不少聲音,認為戰時發展的新聞學,過度神化「客觀」兩字,致被淪為當權者操控社會議題的工具。哥倫比亞大學新聞評論執行編輯Brent Cunningham寫過一篇文章,大呼「Take a Stand」(不是Take a Side),他指出記者記錄每天發生的事、領袖說過甚麼,這些基本的任務,在現今的科技世界,任何人都能擔當。專業的記者,更應該擔當更多調查、解說,甚至仲裁的角色,為觀眾站出來判斷社會爭議。
有立場、判斷的新聞,誰人做?如何做?其實主流媒體早有經驗。在2008年汶川地震採訪中,電視台放下「絕對客觀」立場,容許記者加入個人判斷,信任記者實地的感受和觀察。當時報道的效果遠超我們想像,公眾對記者的信任和尊重,亦大大提升。主要原因當然是記者的艱辛得到觀眾認同,但不能否定的是,大量深入的現場觀察和調查,令記者變成有血有肉的說故事的人,也令大批記者迅速成長。 公信力不是天賜的,再好的記者也會有政見、偏見,但記者的天職是質疑一切偏見,包括自己的情緒。透過挑戰自己和別人的偏見,審視左中右意見和資料,誠實作出判斷,提供真實的資訊。在如今的亂局下,Take a Stand方是主流媒體應行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