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生意眼光看,純文學其實從來沒在台灣「景氣」過。1956年《文學雜誌》在台灣面世,編輯部就是夏濟安教授在台大的單身宿舍。業務部呢,就是劉守宜先生做老闆的明華書局。另外兩本「純文」刊物,《文學季刊》和《現代文學》,也是以這種一夫當關、集勞資於一身的形式慘淡經營的。
七八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後,肯掏腰包去買一本「純文學」雜誌的人,不見得相應增加。《聯合文學》若沒有母系機構的財力支持;INK若沒有要回饋社會的熱心財團在背後撐腰,光以營業額來維持開支,早該關門了。
說這些話,有點長他人志氣,但從西九龍怎樣「落實」的爭議看,香港大財團對文化事業之熱衷,其實不下於台灣。他們若肯拔一毛去「挺」一兩本文學雜誌,讓這些刊物除了編輯部外,還有個體面的業務部門,那才是「敢教日月換新天」呢。
在這奇跡發生前,香港文學的生態,大概就像王德威所說,「在這繁華至極的物質主義環境裏,偏就有人蝸居高樓一角,街肆深處,從事字字句句的手工業」。香港文學的生計,看來也只有靠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儍勁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