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可見，「自由經濟」一詞，嚴格來說，沒有什麼意思，因為在局限下「自由」選擇，四海皆準，只是局限不同，生活各異，自由的感受有別而已。「積極不干預」一詞，更是混淆不清，因為凡有政府，必有干預，而「無政府主義」是空中樓閣，盤古初開可能出現過，不是文明之物，除非我們能找到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
至於香港糊裡糊塗得享大名的「積極不干預」，我是個「專家」。提出與推行這政策的三位財政司──郭伯偉、夏鼎基、彭勵治──我都認識，曾經與他們談及該詞何解。其實他們不求甚解，只說大意：市場可以辦到的，政府不幹。這說法有兩大問題，前者界定不清，後者難以自圓其說。先說前者吧。
「交易費用」這個重要的局限理念，在經濟學起自三十年代或更早的，要到六十年代中期才進入制度運作的思維，而傳到香港已是一九八二年了。原則上，市場沒有什麼辦不到，就是法治也可以通過市場成交，無需政府。但原則可以，實際困難的例子不勝枚舉。不干預政策於是成為：市場處理的交易費用比政府低的項目，政府不幹。事實上，上述的三位財政司都是聰明人，沒有聽過交易費用也知道這些費用是考慮重點。困難是好些項目判斷不易，於是舉棋不定。
最明顯的困擾是土地使用那方面。香港的土地歷來「官」有。一方面政府要把土地放出去發展；一方面賣地是一項重要的政府收入，不能賤價而沽；再另一方面地價太高，窮人住不起，於是搞出租務管制、廉租屋、居屋等──皆大干預政策也。我曾作過好幾年研究，發表過兩篇關於香港租務管制的長文，說管情亂七八糟，見笑天下，積極干預之致也。

貨運碼頭是另一個有趣例子。據我所知，當年香港打算由政府處理貨運碼頭，但後來的決定，是市場可以做，於是政府不幹。記不起與哪位財爺吵了起來：我認為貨運是香港的重要命脈，政府要大量把可作貨運碼頭的海岸放出去。但政府顯然要把岸地賣得起價，不多放，害得今天被深圳迎頭趕上。停車場是另一個故事。也記不起跟哪位財爺爭論：我說要讓地產商處理，他說政府處理有成功先例，又恐怕私營會亂收費。
何積極不干預之有耶？這就帶到我要說的後者：難以自圓其說。土地政策之外，最明顯的市場可以辦得比政府好，但政府偏偏要干預的例子，有兩項：其一是教育，其二是醫療。上文提到的三位財爺，沒有一個不同意，這兩項，市場處理的成本比較低，而效果也較好。但政府干預這些，是為了收入的再分配，蠶食私產。今天這兩項「公立」當道，是大干預，郭伯偉當年的「誓章」，早就火化了。
回頭說佛利民批評曾蔭權，前者說後者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雖然後者彷彿親自這樣說──是不對的。佛老沒有跟進香港的史實，不知香港的租務管制起於一九二一，遠在曾老弟出生之前，而八十年代後期有了大干特干，老弟還沒有作財政司。我認為老弟的初步失誤，是作為財政司，明知政府的樂善好施過於誇張，應大手削減，他沒有做。做不到吧：上頭發神經，下面皆壓力，而到了他的年代財政司的權力所餘無幾矣。
佛老批評得對的，是曾特首不應該說「市場機制明顯失調時」政府要考慮採取行動。老弟一世聰明，這次咬着脷根。市場機制就是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是兩回事。把兩種機制混在一起，怎會不天旋地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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