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署拆工廈︱頂住疫情卻難敵遷拆 印刷商嘆:如香港無晒工業 只能靠大陸
房署工廈印刷廠九龍灣長沙灣
手寫書法門牌、舊式屋邨鐵閘和塑膠指示牌,多幢時空彷彿停留在80年代的建築物,是承載無數式微本土工業的房屋署工廠大廈。本港首家的士電子咪錶工廠屹立宏昌工廠近40年,由人手製錶到今天行業萎縮下仍守得住,「維持唔難,搵大錢就難」,可惜自力更生的如意算盤隨時因政府重建工廈被打破;面臨被時代淘汰的印刷廠亦在業安工廠掙扎求存,印製冷門音樂書的小小出版社捱過沙士、頂得住疫情,卻難敵拆遷,一直仍在堅持的香港工業面臨結業,「如果香港無晒工業,只能下下靠大陸」。
九龍灣業安工廠大廈,外形和設計與昔日廉租屋邨有相似之處。本報記者攝
林先生形容印刷業昔日是香港四大行業之一,現在卻只能艱苦經營。本報記者攝
林估計受影響約2,000廠戶,隨時一半結業,認為根本無必要將僅餘嘅工廈都拆卸。本報記者攝
印刷業在香港曾經盛極一時,但隨着工廠北移加上時代轉變,行業逐漸式微,但九龍灣業安工廠大廈仍有不少小型印刷廠苦苦經營,包括林先生創立逾30年的出版社,一紙一頁仍屬香港製造。林形容印刷業昔日是香港四大行業之一,現在卻在艱苦經營,由早年印刷廠逐漸北移,到時代巨輪的考驗,「社會環境轉變,而家有手機,啲人唔睇書,唔再需要印刷,連酒樓印點心紙都可以自己排版,唔使印刷廠印」。
林的印刷廠更有印製較冷門的音樂書籍和琴譜,屬式微行業中的小眾,選擇此行業只因他昔日任教琴老師,對琴譜情有獨鍾,除在本地印製琴書,亦在世界各地搜羅特別版樂譜。他直言其公司屬小本經營,琴書能否大賣亦要講緣份,「曾經有校際音樂節用某本琴書,全城都搵嗰本書,平時無人買,一賣就幾十本。」
林稱其出版的書籍貨量不多,故選擇在港印製,印刷廠同在業安,同樣面臨逼遷。他形容去年疫情已令行業進一步受打擊,「生意歷來最差,差過沙士」,不少同行在業安苦苦經營,「好在有保就業,仲有得做就捱住先,但拆卸就一定無得做,相信大部份印刷業都做不住」。他估計受影響約2,000廠戶,隨時一半結業,「根本無必要將僅餘嘅工廈都拆卸,如果香港無晒工業,只能下下靠大陸,內地嘢一貴就好困難」。
業安工廠內不少廠戶仍是使用書法手寫式門牌。本報記者攝
九龍灣業安工廠大廈的2座只相隔一條馬路。本報記者攝
在滿佈五金機械廠的宏昌工廠大廈亦有一間不一樣的工場,自宏昌落成以來屹立至今,門口迎接客人的是電子咪錶及不同年代的士燈箱,原來小小辦公室是本港首間引入的士電子咪錶的工廠。
不願上鏡的老闆娘劉小姐與丈夫在82年創立公司,從事核數的丈夫從新聞得悉的士機械咪錶難以調整加價幅度,偶然知道台灣生產電子咪錶,「就買咗100套返來試,結果市場受落、運輸署亦批」,誤打誤撞入行,丈夫更自學修咪錶,又自行改良咪錶,至今已推出至第10代。
劉小姐與丈夫在宏昌工廠經營的士電子咪錶至今,聘用了8名維修師傅。本報記者攝
除了的士咪錶發展至第10代,連的士旗亦有2款供應。本報記者攝
該廠全盛時期有10多名工人製錶,其後有公司加入競爭,全港一度有3間公司專製的士咪錶。經營環境轉差,越來越少人領新的士牌,換車量亦不多,故他們兼做燈箱及小巴顯示屏等,93年時因人工成本太貴,生產線遷至內地,但修理咪錶及的士旗等工場仍設在本港。
84年遷入宏昌至今,劉小姐形容工廠與昔日廉租屋村有點相似,「連廁所都好似公廁咁」,但廠戶間的關係亦如同舊屋邨的街坊街里,「同鄰居見面會傾偈,講吓屋企嘢」。她坦言亦不捨這份街坊情,「點都會唔捨得,響一個地方近40年。」
疫情下生意至少下跌三分之一,她稱仍總算「搵到食,維持不難,但搵大錢就難,發達就唔會響呢度啦」。該公司聘請了8名修錶師傅,「人手又無得減,但搬出去要畀成5、6倍租,政府咁樣搞,真係好難做,有無諗過咁樣會影響幾多家庭、係咪值得毀滅二千間微企?」
劉小姐的公司自行改良電子咪錶,第10代更設有攝錄功能。本報記者攝
上左起:第3代、第10代;下左起:第6代改良版、第8代、第6代
的士燈箱的白底產品沿用至今,而左上角一款屬較罕有的日產的士專用燈箱。本報記者攝
宏昌不少單位的鐵閘,設計與昔日公屋相似。本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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