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的有識之士，紛紛感到局面的絕望，由市民反對拉布，支持修改《議事規則》去自我閹割立法會；到西九一地兩檢，割讓港境予中共執法；以至面對政府各項工程瘋狂超支，無能為力，甚至為了一單非禮的投訴，其實源頭正是特區政府二十年來沒有寸進，關乎民生性罪行法例修訂落後，只會不斷立法、修法去限制議員權力，以至限制良好市民的自由；至於民生的困局，受害人不敢怪政府，卻竟怪議員阻礙政府施政，反過來為政府講說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氾濫，實在令人沮喪。

呂麗瑤作出#metoo的非禮指控，而事後暫拒向警方落口供，去指控該位十年前疑似非禮的教練，引來香港連續幾日的大爭論；支持呂麗瑤的說法，包括指性罪行令女受害人難以啟齒，不敢面對承認，在外國往往有案例指出，一些受害人要面對社會的壓力，甚至頂證自己親密的人，令其面對牢獄之災，往往會令當事人寧願不去作供；反對者則認為，非禮案往往只需要一面之詞，就可以令嫌疑人身敗名裂，因此這種不敢報警，卻在公眾單方面作出指控的做法，不應該鼓勵，對被指控者太不公平，否則只會助長有心人生安白造，或藉故報復。

同情呂麗瑤往往出自這種同情心，即社會上各有權有勢者的壓迫，而理解為呂麗瑤選擇不報警；反對呂麗瑤者，除了個別為求抽水者外，則多為見慣社會欺詐，或曾身受冤屈的人；對身受非禮強姦者，指控加害人士要非常多的勇氣，以至面對痛苦的傷口再被翻起；但對一些別有用心者，有爭吵就叫非禮，有感情糾紛又指控非禮，甚至連偷歡事敗也反屈對方強姦，這些都是現實發生過的例子；於是任何制度都無法保障老實而不敢作聲的人，最終制度都是被敢於濫用者去濫用，令夠惡、夠膽、夠包裝者，佔盡便宜；而怕事不出聲的，永遠都是最蝕底。

就在大家爭論應否限制網絡公審的權力，以至遇害應否報警時，我們卻無助地看着立法會，在自我閹割最後的監察權力，令以後政府擺明打劫市民荷包，不久之後，我們人人都是#metoo，即政府無論如何強姦市民意願，我們都無力反抗；一如當年領匯上市，這些年在投訴的後悔者，當年不正是表態支持嗎？
（節錄，全文將於明日蘋果論壇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