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我在中文大學教書時，常與往還的，除戴天、胡菊人和林悅恆外，還有還是單身的胡金銓。胡導演讀書博雜，愛交各路朋友，見聞廣、善辭令、富幽默感，飯桌前每語驚四座。有一次他說到衙門官爺扮演民主時那副「虛心受教、堅決不改」的德性，說得繪影繪聲，全場絕倒。
一天晚上的飯約，胡導演來晚了，滿懷心事似的。酒過三杯後終於開口，唸道：「蔣匪毛匪誰是匪，親蘇親美我親誰？/國有美援，共有蘇援，人民無援。」金銓在朋友間說話，很少這麼激動。我們給他倒酒後問因由，才知他受了台灣官府的烏氣。那年頭負責「保密防諜」的台灣「情治」單位，學養不高，聽說曾有把馬克吐溫誤認作馬克思兄弟。能在台灣放映的電影，都得通過有關「情治」機構的檢查。金銓碰了釘子，一肚子不舒服。大陸給「文革」鬧得亂烘烘，不必說了。稱為「反共堡壘」的台灣，該有創作自由吧？蟻民「親蘇親美我親誰」的悲哀由此而生。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這麼一節。台東卑南鄉有兩個孩子，分別叫陳青山和吳阿吉，都像卑南族人一樣，長着焦糖色的皮膚和梅花鹿的大眼睛。1945年他們十七歲，日本投降，台灣光復，國民黨到鄉下去「招工」，實情是招兵。兩個鄉下孩子家裏窮得沒飯吃，打工有錢可賺，就去了。到了基隆，拿到分發的槍枝後，才知道他們是要到烽火連天的中國大陸去打仗。
陳、吳二人是好友，在基隆出發時都是國軍。在徐蚌戰役中，青山腿受傷，一位高個子的解放軍看到，從自己的褲子割下一塊布給他包紮。青山見他這麼好，就跟着他走了，從此變為解放軍，倒過頭來打阿吉所屬的國軍。龍應台在訪問他們兩位時問國軍為什麼輸給共軍，陳青山就說因為得到老百姓支持。接着青山問阿吉有沒有唱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阿吉隨口就唱「不拿群眾一針線，群眾對我擁護又喜歡」。跟着又說：「這就是國軍的歌啊。」阿吉連蔣匪毛匪也分不開。
龍應台的書，講的是1949年的前後歷史片段，用的是時光交錯的敘事模式，抱的是我佛慈悲的心腸。她筆下的眾生，除背負着不同標籤的「炎黃子孫」外，還有德國人、日本人、俄國人等「異族」。他們分別亮相，各有辛酸。作者只把史實和數字舉列出來，不作道德判斷。《大江大海》覆蓋的人物和時空廣闊，顧全面博雜，因此無所謂焦點。出場人物多為庶民，也偶見知名人士，但不論身份如何，都是不仁天地中的芻狗。

上了年紀、逃過難、餓過飯、傷過別離的讀者翻閱《大江大海》，諒會悲從中來。龍應台筆下的地老天荒不了情，不是男歡女愛，而是父母對子女嘔心瀝血的思念。管管是台灣名詩人，八十歲山東大漢。十九歲那年，「抓兵」的來了，她媽媽給他做了一塊餅食，包在洗臉的毛巾裏，叫他快跑。他躲在麥田裏，從中午躲到晚上，結果還是被抓了。管管媽媽眼睛半瞎，纏足，聞風後一路跌、一路哭、一路爬跑來看兒子，用手帕包了一個「大頭」強塞給管管。給了兒子後，家裏就剩下一個大頭了。
「管管，你不要哭」，龍應台對他說。這樣的話，她跟詩人對談時一共說了三次。
1948年，詩人瘂弦老家河南兵荒馬亂，那年他才十七歲。南陽區的十六所中學生全體師生五千多人奉命撤退河南，步行到還未有戰火的湖南去。孩子都不以為苦，因為再不用做功課了。詩人的媽媽給他烙了些油餅，塞在他背包內。大夥開拔時，兒子怕同學見笑，沒有回頭看母親一眼。人生許多生離，就是這樣一別過了一生。六十年後，詩人給龍應台細說這段蒼茫往事，「眼淚簌簌流個不停」。瘂弦的父親死在青海勞改營。母親在丈夫、兒子生死不明的情況下熬了好幾年，連病帶餓死在老家。死前告訴老鄉親四娘說：「我是想我兒子想死的，我兒子回來你告訴他，我是想他想死的。」（本欄作者因事，繼本文後暫停兩周，謹此敬告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