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先生是一位法定語文主任，於金鐘政府合署負責做翻譯的工作，已經做了20多年。6月21日，他本應坐在冷氣開放的辦公室。然而，在黑壓一片的立法會「煲底」中，他響應民間罷工的號召，獨坐在墨灰色的牆壁旁，白色背心的身影顯而易見。

6月12日，警察暴力清場。崔先生雖不在現場，卻親眼目睹了整個過程。「我在金鐘政府合署的玻璃窗看到了，(警方)不停放催淚彈。我的辦公室在22樓，我都聞到催淚彈的氣味，你說警方放了多少(催淚彈)出來？。」那天，除了漫天的催淚煙，還有滿地的布袋彈、橡膠子彈、汗水、胡椒、淚水，和鮮血。「自己不相信，接受不到，不覺得這是現實。不應該在香港這個地方發生。」

之後，是良知與職責的掙扎。當然，還有現實。「上司都已經跟我說，公務員條例是不允許罷工的。可能會採取紀律處分，扣減人工，甚至革職。已經講了很多次。」英雄，沒有這麼常見：「其實都很徬徨。」崔先生不是英雄。他只是一個平凡常見，與我們一樣的普通人。

然而，他是一名有良知的普通人。「這件事是生死攸關。如果你不追究，就會變成合法。」他沒有戰勝失去工作的恐懼，他只是直視它，面對它。「在法國大革命時(參與革命的人)會否害怕？一樣會害怕......有恐懼，但亦有求生(意志)的衝擊，令我衝了出來。不由自主的衝了出來。」人性的光輝，壓倒了一切。訪問前，記者多次詢問崔先生，是否需要為臉孔打格遮蓋，他每一次都堅定拒絕：「有時去到某一個位，你就不會想(風險)。」他不勇武，亦不是聖人，但他跨越了香港人最最重要的價值觀：返工。「希望有人會像我這樣做(罷工)，多些人這樣做 就會成為主流，就似十三萬人，之後一百、二百(萬)，希望71會有三百、四百(萬)。」

採訪：失箸

攝影：攝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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