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學余先生文風的,多成才成器;反而,含血欺世的那一夥,只能成群,成為狐群,成黨,成為狗黨;四方頭三角眼的報社老總,廣庇文醜;自欺大師竊居學院要職,搜掠藝術綜援自肥;歪風久吹,到底不成氣象。
我是十七歲那年參加青年文學獎的「文學研習室」,受教於余先生的;當時,黃國彬和梁錫華先生都是教現代詩的導師,有幸上過他們幾堂課,事實上,我一直視他們為老師。寫作人,最好能有好的師承;能承,才能開創。寫作,可以離經叛道,卻不包括「師道」,那是根基,世上沒有脫離根基的大廈。
一室讀書人,人人是學者教授,談文論藝,可以神遊學海,修補五百年前某一首詩某一隻長蟲的韻腳;我這個忽然生意人,更形傖俗了。我是不會成派的;好在也不群,不黨;我的「位置」,是自己搭出來的;如果錢夠多,我會僱人畫一頭恐龍大的吊睛白額虎,展掛高堂,畫前一張紫檀太師椅,閒來,就大剌剌穩坐其上,看四壁橫披直軸大書的豔句浮詞,我要自立門戶,讓一個字頭誕生,字頭,就叫「文學」;狐群寒夜靠藝術綜援取暖,我文壇阿公,偏要對着大街納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