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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望遠鏡】鄭安齊:同樣是罷工,德國人怎麼做

蘋果日報 2019/02/15 20:03

罷工國際望遠鏡德國工會

德國特派員:鄭安齊/德國奧登堡大學藝術教育博士生
即使沒有親身經歷過,相信也有許多人耳聞,在歐洲國家,罷工是稀鬆平常。近日在德國,確實反映了這個狀況:在機場地勤安全人員、公務機關從業人員以及柏林公共運輸公司員工與資方的談判相繼破局後,自2019年的第一個月起,機場、託兒所、區公所、巴士、地鐵等輪番停止運作。
以數據上來看(雖然情況未必都能類比),總是有一定數量的罷工能得到半數社會大眾的理解,更不乏得到7成以上民眾支持的罷工,譬如2011年時火車駕駛的罷工。
在罷工的「特殊狀態」下,媒體在幫助民眾理解罷工上,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美茵茲大學的兩位學者——寇勒與約斯特(Christina Köhler, Pablo Jost)曾發表一份研究:他們整理了2003年6月至2015年8月間,共1309份媒體對勞資衝突與罷工的報道,以及128份來自不同工會組織及資方新聞稿。
他們將勞資糾紛依照與社會大眾相關度的不同分成3級,進而發現,報道關注的焦點,常集中在相關度高的勞資衝突,譬如司機與機師罷工(約佔75%的篇幅),且近三分之二的報道集中在罷工時期。特別的是,相關度與支持度正好在媒體的評價上呈反比。
按理說,勞資衝突當中,真正重要的是針對受僱者的工作條件、工作狀態的討論。然而,只有在與大眾相關度低的衝突中,報道才會有一半左右聚焦在這些議題本身。一旦罷工與公眾的相關度高,這些內容就經常消失在報道當中,被企業的聲音(描述其損失)以及民眾的不滿(即便其未必為多數,仍佔去篇幅)蓋過。
研究也指出,當勞資衝突其間,工會就要將心力放置在談判上。這時,資方常更加足力氣去進行媒體公關。也就是說,當與生活相關度越高,媒體的報道往往就越有利於僱主。
這樣的結論,大抵也相符於台灣此時的狀況(或者,在台灣則更加嚴峻)。尤其在當今「後事實」年代中,勞資雙方在媒體形象方面,自一開始就站在不對等的天秤上,社會大眾判斷資訊的能力就很重要了。
無論對象是兒童、青少年或成人,許多教育工作因此著力於對勞資協商、罷工事態的正確認識上。舉例來說,德國公視二台的兒童新聞節目《logo!》,便經常製作淺顯易懂的影片段落,來解釋勞資協商的內容以及罷工的運作方式,譬如,當勞工對於工作條件(工時、薪水等)不滿時,如何經由工會組織合法罷工。
體制內的教育,也不乏與勞權相關的教案。這些教材往往針對年齡較高的群體,譬如9年級的學生。這時候,教學的內容會更深入探討。一份由布克勒基金會(Böckler Stiftung)製作的教案,便藉由比較休假天數及工時等等,讓學生判斷各種勞動條件的差異,進而理解團體協約(Tarifvertrag)之內涵與實際運作。另一份「社會/政治」(SOZIAL POLITIK)的教案,則更著重在各種名詞的解釋,譬如何謂「警告性罷工」(Warnstreik),或者是罷工如何經由工會組織,並在投票超過一定比例成立之後,擁有正當性並受到法律的保障等等。
台灣在威權解體後,民主啟蒙與反抗的意識逐漸在各個領域發生。培養社會大眾對於這些領域事例的理解,卻也是一件刻不容緩的工作,方能讓對社會共同體有益的、有效的討論,更為頻繁地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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