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廿周年了，中港距離越來越遠，兩地都在尋找原因，也不願說出「一國兩制瀕臨失敗」這個殘酷現實，畢竟香港靠它去保持獨特性，而對中共來說，香港還有些許經濟價值，也不想這個「偉大」實驗淪為國際笑話。那麼，一國兩制走樣變形、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下滑的原因何在？

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將香港回歸比喻為孩子回家，孩子有時發脾氣父母尚可容忍，「但要自立門戶、六親不認、獨立建國，就不能接受」。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則歸咎於香港的殖民歷史，認為「香港人受到殖民統治150年的洗腦，才出現動亂分子」。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也把責任推向港人，指部份港人一直排拒中央在一國兩制的權力，當中央採取行動保衞對香港管治權時，必然引起反彈；另方面，港人對內地日益反感，與內地快速崛起，港人的優越感迅速消退，感到受威脅要採取自保態度。

三人都非無名之輩，而是可向高層提出建言的中共前高官或智囊，代表中共內部主流看法。但事實呢？問題根源就在一國兩制，它本身就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需要詳盡且認受性極高的法律條文去規限各方權限，更需各方特別是中方嚴格守諾、高度克制，而這個基礎因中共迅速崛起而消失，一國兩制的潛在衝突就集中爆發出來，瀕臨崩解。

鄧小平當初提出一國兩制去暫時解決香港問題，完全是權宜之計，而中共從建黨開始就一切權宜，以奪權、保權為最高原則，只要達到目的就不擇手段，解決國內問題如是，解決香港問題也如此。

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被提出來，港人惶惶不可終日，絕大部份市民不願被中共統治。1982年香港革新會民調顯示，只有4%港人希望回歸中國。而且，文革後的中國百廢待興，根本沒能力和平有序地收回香港。面對不堪現實，鄧小平提出九七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留原有生活方式不變，以穩定人心。那時，中共各級負責香港事務官員都說了無數「五十年不變」的動聽說話。港澳辦前主任廖承志簡單直接說香港回歸「換一面旗，換個總督」就可以了，「馬照跑、舞照跳」；鄧小平也說過，如果保留香港現行制度五十年不夠的話，可以保留一百年！

事實上，中共建政過程也實行很多權宜之計：毛澤東提倡學習美國民主，中共公開反對一黨獨裁，跟反政府反蔣（介石）的政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並通過共同綱領，提出「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遊行示威自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又分權予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等。到五十年代中共站穩陣腳及被追「民主」數時，就以一波波政治運動進行清算，也就毋須踐諾。既然一國兩制也是權宜的產物，隨着中共在香港站穩陣腳，加上中國經濟迅速崛起，錢多信心增，逐漸收緊對香港控制就毫不出奇了。
（節錄，全文將於明日蘋果論壇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