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聯會對六七暴動該負起什麼責任？對經歷過的市民，甚至跟隨過工聯會指示、拋妻棄子投入革命的工友們而言，都是一個忌諱的話題，誰提起都會情緒激動。

去年5月7日，工聯會副理事長唐賡堯出席左派組織「六七動力研究社」主辦的公祭，向反英抗暴期間去世的工友致敬。唐賡堯以工聯會發言人身份肯定工人的付出：「 為了緬懷五十年前在香港發生的一段有深遠意義的社會運動。…當年愛國同胞以沉重代價，換取大多數市民的利益，以及社會的發展同埋進步。 」工聯會在暴動五十周年表述立場，對在場左派人士是遲來的慰藉，不過香港市民卻難以接受這種謬論。

1967年5月16日，「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成立，工聯會理事長楊光被選為鬥委會主任，他強調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粉碎港英的迫害陰謀」。在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受傷的工友蕭劍輝，被楊光邀請到工聯會主辦的鬥爭大會上發言，為方便鼓動群眾，鬥爭大會次數很多，蕭劍輝更被安排住進工聯會。雖然蕭劍輝的名字在反英抗暴期間如此響亮，他的事蹟常見於左派報章，工聯會更按月給他發薪作為鬥爭經費，但隨著暴動結束，蕭劍輝也被請離工聯會，他的名字從此就消失於工聯會的名冊及所有文集中。

7月中炸彈浪潮席捲全城，各工會組成炸彈隊，在大街小巷放置炸彈，對市民造成的恐懼與傷害，罄竹難書。1967年9月10日《明報》頭條，警方懸賞鉅額33萬元徵求炸彈恐怖活動情報。「 本港警方現正懸出鉅額賞格，徵求有關炸彈及最近恐怖活動的消息。單是徵求五宗案件的消息賞金已達三十三萬元。務將犯罪者緝拿歸案法辦。 」

以當年物價指數，1萬元能買兩房住宅單位。33萬元鉅額賞金可反映炸彈浪潮令警方有多頭痛。警務處發言人又說，5宗案件以外，提供其他炸彈情報及恐怖份子活動消息，警方亦會提供「可觀」賞金。 「 根據現已頒佈的緊急法例，任何人等如獲悉或有理由相信其他人士擁有軍火或任何爆炸品，又未經有關當局許可，如不立即向警方報告將可被判有罪。 」

《消失的檔案》訪問過不同工會的炸彈隊成員，他們分炸彈隊及投彈隊，製造炸彈用的火藥來處不一。當時政府危險倉大量炸藥被盗，對解讀特大炸彈案謎團有參考價值。「 關於匪徒爆竊偷去爆炸品案，案情如下：『八月十五日下午七時至八日上午六時之間，有不知名人等偷入位於港島銅鑼灣天后廟道雲峰大廈山邊的危險倉第八十七號，盗去硝酸甘油炸彈三百三十枝，引火線廿七卷，信管六百三十五條，電信管八十五條及引火燃器一百零六條。 」

阿強（化名）被領導選中做炸彈隊成員時感到光榮和興奮，他沒有跟家人商量，出隊時只聽從上線指示。「 聯絡人會通知我們時間、地點等細節。另外有橫額，要掛在橫街或者交通要道。我們一行三人，清晨時份出來，趁汽車較少就把橫額拖在街頭、街尾的燈柱或者招牌等地方。再在中間放幾個紙盒寫著『同胞勿近』。紙箱有一定重量，但具體裝了什麼我們都不知道。當中有真有假，有時要作掩護，如果不爆你就知道是假，有些看完報導後，真爆炸了才知道是真的。 」

當年24歲，瞞著家人做傷人不利己的事，接受訪問已經是46年以後。問他感到荒唐嗎？「 我沒有想太多，罷工後天天上工聯會聽報告，楊光、陳耀材經常發言。有時更有梁威林、祁烽，他們是港澳工委領導，我們就當作是中央派來的。左派陣營還有中華總商會、中華廠商會，但我們站在工人立場，就一定是聽命於工聯會。 」

響應罷工不用工作，阿強時常上工聯會。毛語錄讀得滾瓜爛熟。領導說「要革命就要犧牲」，他也深信不疑。「 罷工之後，因為工會出糧給我們，周恩來說過無限量支持，這樣等同讓我們瞓身落去，現在轉了祖國做老闆，個個月有糧出。 」阿強保留了當年的銀行存摺，每個月按他本來工資380元發薪，鬥爭經費來自北京，由工聯會統一發放。

隨著六七暴動於12月下旬落幕，各線工友隨即「失業」。北京鬥爭經費斷絕，工人要為生計自尋出路。阿強當然也不例外。「 站在我們立場，就好似被出賣了。因為我們一往直前地去參加鬥爭，可是有天卻突然間『制水』，叫我們自己另謀高就。當時的口號叫『復轉改』，一是復工、一是轉行。祖國對我們亦都開始不聞不問，有部分稍為識個字的便到國貨公司做售貨員，起碼識寫一張單。其他稍遜的或樣子老些最慘，因為你身處的社會階層、沒法讓你認識一些有錢人或做生意的人。於是唯有出來做雜工。 」

撰文：羅恩惠 《消失的檔案》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