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東東1978年考入北京醫學院精神病專業的初衷就是「服從國家需要」,後來覺得「法律有用」,又從事司法精神病學的研究,每年都要給不少死囚做精神病鑑定。去年9月,他曾以衞生部專家身份為河北三鹿毒奶粉事件解畫,力挺企業「主動承擔責任」、政府處理「沒有甚麼疏漏」。這位御用學者,如今又想幹甚麼?
聯合國在1991年通過《保護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則》,明文規定診斷是否患有精神病,絕不應以政治、經濟或社會地位為依據,「不遵奉一個人所在社區的道德、社會、文化或政治價值觀或宗教信仰之行為,不得作為診斷精神病的一項決定因素。」國際人權組織也一直關注中國當局以精神病院監禁、迫害異見人士,估計至少有3,000名異見人士被送進精神病院,還不包括各地上訪的民眾。
今年是內地政治敏感年,當局既要應對他們心目中的敵對勢力,還要應對經濟不景和司法不公下的災民、寃民,孫東東公然主張將訪民關進精神病院,令人質疑是否為方便當局鎮壓、收容異見人士和訪民製造輿論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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