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六四遊行集會今年再度被禁，但嘗試突破形式，以藝術媒介表達者仍大有人在。有行為藝術家去年起練習到海邊點蠟燭，以私人方式悼念；亦有民間組織把《天安門》紀錄片作私人放映，窮途則變通，只為向同路人明志，尚有人未退縮。

記者 陳詠恩

《國安法》下，抗爭題材電影播放越來越困難。紅線之下，民間組織「社區院線」舉行私人放映會，播放3小時的紀錄片《天安門》，這套1995年的紀錄片由美國公共電視台製作，訪問了多位六四事件的學生、工人、官員等親歷者，它曾在香港上映，成員阿蕉（化名）回想：「嗰時我中六，仲喺沙田UA戲院同同學包咗一行嚟睇，好震撼，喊得好犀利。」當年這套電影為她開啟了歷史大門，開始不斷翻查相關資料。

阿蕉與從事電影工作的朋友暉子在2016年創辦社區院線，當時是《十年》上映後不久，他們有感獨立電影在主流戲院放映的空間越來越狹窄，為抗衡審查制度，擺脫商業電影壟斷，遂另闢蹊徑，連結不同cafe、藝術空間等合作，甚至在排檔街頭舉辦社區放映。

過往六四紀念日前後，他們都會放映相關紀錄片和劇情片，包括《天安門》、《沒有太陽的日子》、《省港旗兵4：地下通道》，並邀請社運人分享。但有別於之前公開放映，今年受制於疫情，他們改為會員制，《天安門》放映只限會員觀賞。

對於早前醫管局員工陣線舉行六四紀錄片放映會，被電檢處指電影無申請核准證明書或豁免證明書，有可能觸犯《電影檢查條例》。暉子認為去年至今，政府用盡強硬手法，把民間悼念六四的活動和聲音壓下去，公民社會一潭死水，一如以往舉行放映只為明志。

阿蕉批評電檢處隨時以《電檢條例》作為打壓工具，「而家睇紀錄片、獨立電影都係抗爭，尤其紀錄片工作者就係將歷史呈現一部份，而嗰部份係我哋經歷唔到嘅，呢個係記憶嘅抗爭」。

2位70後藝術家黃國才和陳嘉興在1989年時正留學美國，同樣在異地透過電視緊貼事件發展，曾憧憬如果內地民主運動成功，港人便毋須擔心九七前途問題，但事實很快告訴他們政府以血腥手段鎮壓人民，即使後來中國富裕起來，民主與自由並未來臨。當年兩人與天安門上的學生年紀相若，國內學生為民主犧牲的精神深烙腦中，即使後來回港，這段記憶從沒有離開，尤其在今時今日無法公開悼念之時，轉化為不同的藝術作品。

黃國才去年沒到維園，選擇在海邊與朋友靜靜點起白蠟燭悼念，白蠟燭旁邊放了八九民主女神像和反修例運動的香港民主女神像，各人頭戴繡上「榮光」、「手足」字款的紅頭巾，一邊彈奏樂曲悼念，拍了名為《8964612721831》的短片放上網。黃國才說作品受一宗內地新聞啟發，2017年7月劉曉波逝世，遼寧省有2名維權人士到海邊祭奠劉曉波，用蠟燭砌成心形，隨即被大連警方帶走，處以10天行政拘留。

「呢啲係大陸生活嘅一種事實，好清楚話畀你聽，就算哀悼、悲傷，就算好個人、私密咁做都唔允許，個人感情都攞走，唔畀拜山、唔畀悼念、唔畀祈禱，呢啲嘢會唔會嚟香港？我覺得一定會，所以驅使我點解早啲學習內地民眾做私人悼念。」

近年積極以藝術發聲的藝術家陳嘉興亦認同形式不重要，記憶才是關鍵。陳嘉興曾在前年六四前夕踏一輛三輪車，在銅鑼灣街頭穿梭，車上有畫上人形的木板，令人聯想起六四事件中，平民以三輪車搬運死傷者趕去醫院的慘痛畫面。

去年6月5日，他與三位藝術家朋友在政總前打扮成「坦克人」，烈日下站直，雙手手執膠袋，面對「門常開」，馬上引來警員登記其身份證。陳嘉興說，自己沒黃國才那樣悲觀，認為可以做的事還有很多，不過今年會怎樣悼念，他還未確實想法，「我今年如果自己一個裝扮成坦克人有冇問題？如果咁樣都掂到條紅線就真係要走啦」。

黃國才認為，大多年輕人最先透過六四燭光晚會接觸這段歷史，但理解不同人對六四情感都有不同需要，亦非一定要跟隨支聯會燭光晚會的敬禮、聽歌、獻花形式。所以他在5、6年前已開始以另類方式悼念，例如在六四踏着國產單車，模仿89年踏單車前往廣場的學生；或者6月3日在東角道做行為藝術作品表達情感，目的是「呼喚返嗰種令你毛管戙嘅悲哀情緒，對自由民主嘅消失、對青年嘅逝去。如果你呼喚唔到，你1,000萬人去維園都係儀式嚟，藝術有呢種力量，可以有好多方式去做，唔一定要東角道。當局限越大，創意就會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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