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燭光集會台上的「薪火相傳」直幡掛了多年，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當年燃點民主火炬，象徵追求民主自由的火，一直延續了30年。到了今年，維園燭光集會已被禁制，守護記憶的薪火還能夠相傳下去嗎？然而，所謂的承傳，從來不在於組織、儀式上的祭禮；拒絕遺忘，彰顯抗爭意志，才是香港人當年點燃蠟燭的初心。

記者 梁嘉麗

過去的維園燭光集會台上，林洋鋐一再述說着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經歷過的事，雖然同樣的人和事，已說過很多遍。

今天，再也不能回到維園，坐在律師樓的辦公室內，回憶那些影像，眼眶依然不由自主泛紅，「凌晨4點，解放軍企喺城樓上向我舉槍，只有幾米距離，我未及反應，幾個北京同學已圍住我，帶我離開。臨走時同我講，你哋香港人已為我哋做得夠多，必須安全回港，將見到嘅講畀全世界知道！」

因為這一句說話，他堅持每年出來見證這段血腥歷史。若要問六四承傳的到底是甚麼，對於他這一代人來說，就是歷史真相，堅持說出當年親身經歷的事實，「六四係民眾、學生自發爭取民主自由嘅愛國運動，不容被抹黑扭曲」。當年一起憤慨的同代人，今天卻因為自己的位置而轉向逢迎當權者，讓他更覺得有責任把真相承傳下去。

每一代人，都有其時代責任。他記得那個送他離開的三輪車車伕，還有巷弄中碰見的嬸嬸，所有人都重複着同樣的說話，叫他必須安全回去，把真相告知世界，他們的兒女也許已失蹤數天，卻向外來者訴說着這般卑微的要求。

這些畫面從來沒離開他腦內，每年六四都要被提起。說着，他仍然感到難過，廣場上的學生只希望政府制度更完善，卻換來不合理的鎮壓。

32年前，他們追求的價值，今天的香港大概無人會感到陌生，林洋鋐坦言，沒想像過香港會經歷當年那個處境，當然兩者無法相比，但他認為「承傳歷史真相」責任是相同的。過去他每年也會出席大專院校的六四講座，座上由90年代百多人至近年的幾個人，「幾個人我都照講」。

直至2019年後，他覺得自己跟年輕一代的隔閡漸漸收窄，「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這些綱領，竟跟兩年前響徹街頭的五大訴求，有着微妙的共鳴，世代距離拉得更近。

當年，北京市民和學生以肉身擋着槍口，護送他離開，哪怕犧牲自己，也要為歷史真相找尋出口的大義，他沒法忘記，「見唔到經歷過六四嘅我呢代人，點放得低？」

她是1990年出生的，沒有看過天安門直播新聞中的血腥，亦未曾經歷150萬人上街的浩浩蕩蕩，六四對她來說，這麼遠那麼近，「家人唔會講，中學讀中史亦唔會教好多，但呢件事一直存在腦內，入咗大學做學生會，先睇返《天安門》同一啲文獻。」西貢區區議員陳嘉琳說。

80年代香港人是經濟動物，政治討論大多局限於精英分子層面；直至發生六四事件，關於民主的討論才真正「落地」。六四作為開端，塑造出大部份港人對民主自由的想法，「開始擔心回歸係咩事，唔只係大陸嘅事，到底香港嘅民主進程應該點行？」

她從小到大就知道每年的燭光晚會，雖然未必參與。六四是上一代港人的政治啟蒙，對於30多歲的一代來說，卻是以一種「似曾相識」的方式存在。

關於燭光集會，她反思過當中的意義，認為每年入維園也許「很左膠」，但她覺得悼念六四不只是停留在那個槍林彈雨、屍橫遍野的晚上，而是一個進行式。若然八九民運精神要承傳下去，我們要問的問題應該是，甚麼要承傳，為何值得承傳，以及如何承傳？她覺得要承傳的，是「香港有份參與」，那些遊行，那些歌唱會，那些義憤填膺的左報頭條，是無法被抹去的歷史真相，早已成了香港人的骨與肉。

老一輩的因為情感而堅持悼念，她覺得承傳的並不是對死難者的感情，而是他們對民主的價值追求，以及保存歷史的真相，「其實係不斷發生，下一代10年後會否質疑7.21、8.31冇發生過？如果遲啲佢哋話2019年發生嘅事唔關自己事，係上一代人嘅事，我會好傷心」。

成為區議員後，陳嘉琳去年在社區辦悼念六四的活動，「唔一定喺維園，希望可以落到社區，原本以為冇咩人，後來都有百幾個街坊參與」。有跟她同代的街坊說自己從來沒有參與悼念活動，有些則帶着幾歲小孩來參加，想孩子知道六四事件始末，「悼念六四其實都係香港抗爭歷史嘅一部份，有40歲嘅街坊因為『反送中』事件覺醒，先留意返六四」。把燭光帶出社區，讓下一代知道真相，同樣是一種薪火相傳。

然而，年輕一代也許說着六四事不關己，其實香港人沒法從六四的夢魘中走出來。她說2014年在佔領區內，偶爾傳來「解放軍出坦克車到金鐘」的傳聞，大家都會恐懼解放軍開真槍，那個以肉身擋於坦克車前、那些黑夜中解放軍拿着槍在紅紅火光前的影像，早已植入我們腦內，揮之不去。

乃至2019年理大圍城，「屠城」二字不時出現於年輕抗爭者耳語之間，一切皆源自六四，無論哪個世代的香港人，也許都難以跟六四全然割裂。

早前有未被確認的消息指參與維園燭光晚會的區議員會被DQ，還能否在區內辦悼念活動是未知之數，她卻反問，因為疫情而不批准悼念活動，這個舉動到底象徵着甚麼？當一個和平的燭光集會也成為打壓的對象時，過去顯得「行禮如儀」的活動，今天卻成為一件需要守護的事。

兩日後就是六四周年紀念日，她仍未確定自己會在哪兒、做甚麼事，根本無人能預計明天會發生甚麼事。過去31年，一句「下年維園見」是多麼的理所當然，今天說到嘴邊，卻要把字硬吞回去了。

袁德智（Jerry）對六四沒有感覺，小時候學校不會提及，亦不會參與燭光晚會，作為97年出生的一群，在情感上難以扣連六四，覺得無必要亦無法承傳。幾年前上了大學，當時是中大學生會幹事會成員的他，卻以另一種方式討論這個學生運動，「當時對支聯會係比較批判，唔同意『建設民主中國』，覺得燭光晚會太形式化、行禮如儀」。

維園六四燭光集會之夜，他們在中大辦論壇講座，探討六四與香港的關係和意義，那是5年前的事，當年討論鬧得沸沸揚揚，泛民與本土派都臉紅耳熱，到了今天已是另一個世界。那時還不到20歲的他，認為貿然悼念，會覺得自己「很假」。

兩個月前，他當上了「開站師」，專頁最近出現「學校唔講得嘅神秘歷史事件」的六四歷史教育帖文，這般強烈的轉向，因為過去兩年香港所經歷的事，讓他重新審視六四對自己的意義。「2020年六四嘅意義係，喺即將通過《國安法》前夕，展示香港人抗爭意志，當底線變成紅線時，向政府展示香港仲有幾多人有抗爭意志。」

然而，今年的六四，一個空蕩蕩的維園，也許會是32年來首次出現。他說今年的六四有了多一層意義，就是在《國安法》下，到底還有多少香港人走出來捍衛集會自由。他否認自己是「突然有感情」，而是覺得透過悼念，可以彰顯抗爭意志。

20歲世代覺得六四太遙遠，無感、跟自己無關，六四之於他們，只是一個證明「中共是甚麼本質」的實例，行動和情感上刻意跟大陸政權割裂，對於他們這一代人來說是理所當然。但這一年，他的想法改變了，源於「12港人事件」，「中國維權律師為咗幫佢哋而被釘牌、打壓，一定係手足，國內連『六四』兩個字都唔可以講，香港繼續悼念六四，就是對盟友嘅支持」。

「薪火相傳」說了多年，後九七一代無人願意接棒，甚至對悼念活動作出嚴厲批判，乃至近年開始重新思考如何把六四跟香港扣連。從前的行禮如儀，今天竟變成紅線、成了展示抗爭意志的場域，幾年前開論壇討論，他感慨，今天已不能再有討論了，「言論自由到底還剩幾多？容許討論嘅空間越來越收窄，變得太快」。

6.15、9.22、11.8，三組香港人不會忘記的數字。Jerry會悼念2019年逝去的他們，那些在商場外、停車場、海濱的點點燭光，亦是香港人的共同記憶，活動可以被打壓，但個人的情感和記憶是無法被磨滅的，正如那些曾為八九民運而流過淚的上一代人。也許我們最終發現，人的同理心和情感，是無國族、年齡之分的，「經歷咗手足離世，我開始明咗少少，點解上一代人要堅持悼念」。

所謂的承傳，就是這種執意記着死難者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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