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國角力近年日益白熱化，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早前發表報告，批評美國自二戰後，犯下三大最具破壞性的外交失誤，其中之一便是美國過往錯誤解讀中國外交戰略意圖、美國對中政策長期失敗。這種對華政策的誤判，亦在與美國隔洋相望的英國身上出現，當中最重要的便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過後，英方對於一系列對華制裁的取態。根據解密檔案，英方當時對歐洲理事會對中國實施強硬制裁有保留，英國甚至在北京鎮壓一周年，便努力游說其他國家放寬制裁，並藉此改善英中關係。

以香港和貿易之名

八九六四屠城震驚各國，惹來歐美國家制裁中國，其中歐洲理事會在1989年6月底發表《馬德里宣言》 （Madrid Declaration）譴責中國鎮壓民主運動，並宣佈一系列制裁，包括武器禁運、停止部長級交流、減少文化、科學、科技合作項目等。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頓時跌至低點，而人權問題亦成為六四後中國改善與西方國家關係的主要障礙。

然而，根據英國最新解密檔案，英方其實在六四事件發生後翌年已經開始立場軟化。在1990年4月底，負責香港事務的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次長麥浩德（Francis Maude），要求制訂路線圖（critical path），爭取放寬歐洲理事會在六四事件後向中國施加的制裁。外交部遠東司司長戴維斯（Hugh Davies）向麥浩德提交完整的計劃時指出，英國有兩大原因需要放寬制裁，首先是「香港因素」，英國須透過改善對華關係，令兩國就香港事務拉回談判桌；其次便是英國企業需要「發大財」，中英關係緩和，可為英國企業改善營商氣氛，再加上英方須提供必要的優惠貸款，以幫助英企贏得重要商業項目（to release concessional finance necessary to win major business）。

弔詭的是，英國國內聲音與麥浩德立場大唱反調，首先中國政府雖然解除了戒嚴令，但中國政府仍然視民運領袖為「反革命分子」、持續向流亡海外的民運領袖及收容他們的國家作出威嚇、國內的打壓控制仍然十分嚴重，這導致英國媒體、反對黨，以至美國國會皆認為在歐共體峯會，還是七國峯會（G7）皆不應對中國作出讓步。

不過，戴維斯認為，英國過往十年的對華政策都是在合理的範圍內鼓勵中國走改革路線（down the road to reform），融入國際社會（fully-integrated member of the world community），但指出即使放寬後，英方亦只能期望中方會有讓步，不能確實地期望對方會有積極回應。

英國的「箍票」大計

為了游說歐洲盟友，戴維斯在英國進行事前「摸底」，當時預計自己在放寬制裁上有兩大盟友，一是葡萄牙，因為對方面對「澳門問題」，與英國一樣希望改善對華關係，因此盼與葡萄牙聯手帶頭提出放寬制裁；二是意大利會因商業理由支持放寬制裁。至於英國估計最大的反對者，自然是收容最多異見人士、積極批評中國侵犯人權的法國，另外荷蘭、丹麥和愛爾蘭都會基於人權問題傾向支持法國。

由於面對大批盟友或會反對放寬制裁，加上國內民意亦有批評聲音，戴維斯故拋出「中間方案」，只放寬部份制裁措施，如科技文化合作、優惠貸款、世界銀行貸款和部長級交流的禁令，至於售賣軍武和軍事合作禁令，則因其高度敏感性而不應觸及。

為了說服盟友支持，戴維斯指出制裁效果有限，西方國家若然以為制裁便可以令中國領導人善待人民，想法不切實際，西方國家亦不會想將中國推向自我孤立（embittered isolation），只有令中國與外部世界恢復正常關係，讓東亞穩定才最符合雙方利益。他又指出，中國有大量中層技術官僚（technocrats）和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一旦老人政治（gerontocracy）壽終正寢後，這些改革力量將會重新取得權力。因此，西方國家除了一方面向中國坦白地（bluntly）提出人權問題，另一面應該向中國表達西方國家已經準備好重新與其做生意、鼓勵中國的改革力量。

外交部的建議獲首相戴卓爾夫人首肯，並在歐共體亞洲工作小組（Asia Working Group）提出，起初一如預期遇到法國等盟友反對。其後，歐共體前任、現任、下任主席國外長（愛爾蘭、意大利、盧森堡）在紐約會見中國外長錢其琛，會面取得滿意成果，局勢由對「制裁派」變成對「放寬派」有利，最終歐洲外交事務委員會（Foreign Affairs Council）在1990年10月底同意放寬部長級交流、科技文化合作、國際組織發放貸款和合作項目四方面的禁令，只維持暫停軍事合作和武器禁運。

30年前鑄下的錯誤？

問題是，制裁讓步無助推進英國原本關心的「香港問題」。戴維斯當時指出，中國明顯嘗試賺取英國的善意，但不願在香港問題上採取較為合作的態度（The Chinese have clearly tried to pocket, and build on, the gestures we have made without apparently accompanying this by a more cooperative attitude on important Hong Kong issues），令中英聯絡小組會議一直停滯不前。

當初力主「制裁無用」、要求放寬制裁的他甚至坦言，英國已經沒有制裁措施這個籌碼與中國討價還價（no longer have the bargaining card of the Madrid measures），因此只能一邊恢復兩國高層代表交流，但同時時刻向對方傳達「希望中國與英國合作作為交換」的訊息。然而，中英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高德年（Anthony Galsworthy）建議，關係正常化不應過快，否則不利中英聯絡小組工作。

事實上，英國以為制裁「鬆章」便可以換來中方在過渡期間多多「合作」，事後證明這想法只是一廂情願。在人權法、民主化、新機場等各種議題上，英國被中國處處質疑有陰謀，相反歐美讓步使中國得到喘息空間，並取得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紅利，晉身成第二大經濟體。30年前以放寬制裁換取中國進行改革，30年後中國以「銳實力」影響其他國家，西方國家將如何面對及檢討當年的外交政策失誤呢？

參考檔案：
1990 FCO 21/4517 European Council Declaration concerning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UK policy on relaxation of measures

【民陣6.9反惡法遊行】

日期：6月9日（日）
集合地點：維園草地
時間：下午2時30分集合，3時正起步
遊行路線：維園草地遊行至金鐘添美道立法會
（資料來源：民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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