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及衞生局早前邀請專家袁國勇跟進《蘋果》日前報道，尼泊爾裔病人Dilip一家三口在玉器街流動採樣亭的「鼻腔」拭子樣本「假陰性」致誤診。當局公佈跟進結果，仍強調Dilip在玉器街檢測時病毒量甚低，難準確穩定驗出陽性；而其妻兒則因處於病毒潛伏期初段，病毒量亦不足以驗出陽性，與承辦商化驗程序及準確度無關，不認錯之餘亦沒慰問病人或道歉。有醫生建議，流動採樣站應改用「鼻咽」拭子採樣。

食衞局指，Dilip（第9741號個案）1月13日在私家醫生求診時，當時已有病徵，但沒被轉介檢測，所以其後在油麻地檢測中心，及玉器街流動採樣亭的測試，只能驗到病毒極低（Ct值39）的結果，一般核酸檢測也難準確及穩定地驗到。

至於Dilip的太太（9811號個案）及兒子（9812號個案），同樣上周一在玉器街檢測，也屬陰性，翌日在檢疫中心再驗一次則呈陽性。當局解釋，接觸追蹤後相信兩人在上周一時，屬病毒潛伏期的初段，社區檢測未必驗到；但翌日檢疫中心的樣本，Ct值已達30，屬弱陽性，或代表病毒量正在增加。當局沒有就事件表示檢測安排出現任何錯誤，亦無向病人致歉及慰問。

Dilip對政府無意為他們一家的不幸遭遇承擔任何責任，表示失望、憤怒及無助。他重申，社區尚有很多像他一樣日夜營役的基層市民，他們跟隨政府指示接受檢測，但隨時一樣因為一紙陰性結果，「信錯政府」，最後連累身邊人，「而所有後果只能自己承受」。

他說：「我只是一位基層勞工，當我完成治療，就要繼續面對生計、生活等現實問題，難以有時間向政府討回一個公道；而就是我們這種人，就是政府連番錯失下的最大苦主」。

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指出，病人依足政府的檢測安排，不會想像到檢測結果與事實完全相反，認為政府不能只陳述科學理據便了事，「呢次事件嘅責任，政府走唔甩」。他認為，今次事件嚴重打擊市民對流動檢測的信心，政府要盡快填補漏洞，否則難保同類個案再次出現。

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祈殷認為，事件反映鼻腔拭子採樣的局限，有可能導致病人延遲接受治療；若政府仍然依賴鼻腔拭子採樣作為第一步的篩檢方式，對於檢測後仍會在社區活動的人來說，未必夠安全。

他指，雖然流動採樣站難以設立負氣壓設施，像醫院一樣抽取市民的鼻咽液體；但也可考慮在每個採樣區放置醫療用途的高效率空氣微粒過濾機，達到抽取鼻咽拭子的空氣流量要求。他指，鼻咽拭子需把試棒放入鼻腔4至6厘米範圍，「成個程序最高風險係怕病人打噴嚏，如果佢一有少少想打噴嚏，可以舉手示意，採樣員拎返支棒出嚟，等陣再嚟過，會比較安全」。購置高效率空氣微粒過濾機的費用應由政府承擔，並盡快在強檢區域實施。

至於食衞局早前曾提及，懷疑另有3名確診者的樣本遇上與Dilip一樣的情況，當局指，其中2個個案已在流動採樣亭被篩查出來，當中1人有抗體，已經出院。剩餘1宗是第9637號病人，了解後發現「點錯相」，根本與整起事件無關。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今在疫情記者會上亦被傳媒追問Dilip假陰性個案，張指食衞局已發稿說明個案情況，而她不是化驗專家，沒有詳細研究，要交由專家建議以及分析。但她指「假陰性」這個詞語不標準，因很多人一開始檢測陰性，之後不舒服再做測試又發現是陽性，這只代表病人一開始不帶病毒，或僅有微量病毒不容易找出，不能說「一有陽性之前嗰啲都係假陰性。」她又指需視乎檢測時機，不只是在檢測中心，任何採樣方法和地方都可能發生這種情況。

她又指，強制檢測是希望發現相關的接觸者在當剎那是否屬陽性，惟病毒有潛伏期，是否進行二次檢測需要視乎情況而定，或者當時已發現有爆發，有理由相信患者是在潛伏期間，那可能便需要再做多一次檢測，「第二次做咗都係好，但都要睇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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