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急欲立法會全盤通過他的政府改組計劃，似乎立法會不立即遵旨香港就要完蛋，然則，香港是不是急成這個樣子了？事有輕重緩急，即使是急，也應分清楚究竟是香港人之急，還是梁振英個人之急。

陳方安生早前說，所有梁班子提出來的所謂「新政」，全都可以由目前的政府不同部門妥善處理，陳方安生長期在政府負領導責任，她應比梁振英更了解政府運作。
香港房地產問題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動一個大手術就能解決的；香港的財經金融，一直都有完善的制度按正常規則運行；香港的醫療問題、教育問題、社會福利問題，有些社會仍未有共識，有些也是積重難返，需要長時間有規劃去慢慢改變。
現在香港人最急的，其實是三件事，一個是雙非問題，一個是急症室問題，一個是官商勾結貪腐問題。
「雙非」是法律問題，梁振英未上場已宣佈日後雙非孕婦在港分娩的子女不會有香港身份，如果他有錦囊妙計，可以繞過法律制約而又不造成對法治的破壞，他上場後宣佈自己的高招就可以了──這與要不要擴張政府架構沒有關係。
有市民到急症室等候十幾個鐘，這種現象當然不可忍受，但問題涉及的是資源與管理，梁振英上場後找到適當的人，用適當的政策，也沒有理由解決不了。這與要不要擴張政府架構也沒有關係。
至於官商貪腐，香港本有健全的廉政建設，只要政府不干預，按原定規則辦事也能解決問題。梁上場後若能嚴守分際，廉政便有保障──這又與要不要擴張政府架構沒有關係。
然則梁振英在急甚麼呢？筆者擔心他好大喜功，急於建功立業，急於做出成績給中央看，以證明他比歷任特首更有辦法。當年董建華上場，梁振英的「八萬五」也是心急和好大喜功，偏偏「八萬五」碰上亞洲金融風暴，梁振英被打了一記悶棍。今日他自己上場，又急於以房地產為突破口，又要下重藥，萬一又碰上甚囂塵上的「歐洲金融風暴」，到時香港房地產又跌個四腳朝天，這樣的「急」豈不令人冒冷汗？

筆者也擔心梁振英與羅范椒芬都有一種敗部復活的情意結，他們都曾嚐失敗滋味（梁在八萬五，羅范在教育改革），當初含恨歸去，今朝揚眉回朝，更有一種為自己雪恥明志的強烈的內在驅動力，更加逼切希望做大事，有大動作，但這種心態不太平衡的「急」，往往會影響正常理性的判斷，令人更偏執、更不顧後果，以至作出錯誤的結論，推出錯誤的政策。
古話說「事緩則圓」，七一後梁班子上場，與舊班子磨合已經不易，一年半載後實在需要，到時再調整架構也不遲，搞得這樣氣急敗壞，是想要「大有為」鐵腕治港，這種獨裁傾向才是令人擔憂的。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