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陣七一遊行頭條口號「一國兩制呃你廿年」是對的，但不準確。鄧小平84年提出「一國兩制」概念，港事官員、外交部和香港支持者立即奉為空前的「歷史性偉大發明」，這本身就是一個騙局，而鄧這個四川人，受落之餘還肯定知道這個「前期騙局」的歷史和戰略效用──並非一般指的「中共說一做二、貨不對辦」那麼簡單。

中華帝國史上僅剩的一批土司，於共產中國成立翌年陸續向北京交出政權。最後一位那樣做的土司叫安學成，大涼山彝族人。（註一）從衞星圖上看，由一條一條幾乎平行的山脈構成的大涼山系，是真正的「山卡罅」，幾百年來中土政權軍力多不能及，那裏一帶的土司遂成為清代改土歸流政策的漏網魚。大涼山在四川，與鄧小平的家鄉廣安市協興鎮相距不遠，用谷歌圖一查，四十公里不到。

鄧當年在四川念完預科（1920年）才離開，不可能不知道土司這回事。土司制乃國史上如假包換的「一國兩制」，一般中學生都知道；筆者念英殖學校中史科，讀過「改土歸流」而一直記得。今天香港DSE歷史課程包含清初民族政策這個課題，「改土歸流」是必教內容。可是九七前的黨國官員卻胡說「一國兩制」是鄧發明的，前無古人；那怎麼可能呢？如此不堪，不會只是為了替鄧大人「攞頭彩」。

元朝由世祖忽必烈在各種鬆散的「以藩治藩」政策基礎上，推出了更嚴格精緻的土司制，主要用在華南、西南一帶的苗、瑤、黎和古越族的後代壯、侗等外族人聚居處。明朝先是繼承此制，在七省廣設土司，包括廣東在內，明成祖永樂十一年（1413年）起，逐漸以流官取代土司，清雍正力廢而未盡除，要到中共上台方全面消失，歷時七百年。

這個過程後段尤其複雜、反覆、血腥，地方抗爭不絕，統治階級裏也不斷出現「一國」與「兩制」，即中央委任流官制與地方保存土司制的爭論，史書記錄很清楚。鄧小平等人九七前在香港和國際上推銷一國兩制之時，當然不想有人提起這段中華帝國殖民擴張鎮壓史，以免港人借古鑑今，看穿歷代中土政權「以藩治藩」背後如出一轍的殘酷與權宜，轉而不信任「一國兩制」承諾，拒絕回歸。提出「前無古人、偉大發明」論，時人信了，便懶得翻查歷史。

2008年1月，中聯辦曹二寶發表《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主張在特府之外建立由中央指派、大陸人組成的團隊「輔助」特區施政。究其原因，無非是董建華無能，一心想通過廿三條立法取悅北京，卻激起龐大反抗運動。對此，北京的反應和明末清初皇朝一模一樣：派流官進駐香港，表面上維持兩制，實質上走出改土歸流中轉步。
細看歷史，明末土流共治的地方，土司一般還是地頭蟲，權力尚比從旁掣肘他的流官大；但到了清初，流官普遍佔上風，反過來控制土司。在香港，這種轉變也很明顯，但急促得多；在曾蔭權第二任的幾年裏，如果流官還沒佔得絕對上風，那麼靠西環助力以689票僅勝的梁氏上台之後，土司聽命於流官便成為常態。

但是，歷史上，一些流官向土司奪權太早，政權的外來性太突出，不能服眾，矛盾加劇更難調和。中土政權為穩定地方，有時不得不反向微調、稍作妥協，於是一些地方出現「廢流復土」。

梁振英儘管是土司一名，但他更似一個流官；那也許是因為他以兒皇帝、如黨員之身，所作所為須完全聽命於真正的流官即西環。然而，其結果也是和歷史上的一樣：由於管治性質趨同於外來政權，民眾不接受，在他任內五年之間爆出「三大革命實踐」──反國教運動、佔領運動和魚蛋革命；分離主義抬頭，年輕人切意去中。至此，北京不能不作戰術性退卻。梁被革職，由舊港英培植的AO嫡系林鄭替上，演出中土政權廢流復土現代版。

歷史的一個功用，是在人們試圖理解當下和推測未來的時候作為參考。然則看土司制最後怎樣消亡，會否有助思考二○四七的場景呢？

雍正四年（1726年），大學士兼軍機大臣鄂爾泰（滿族）上疏：「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如欲開江路通黔、粵，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撫不可。……改流之法：計擒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為上，勒獻次之。先治內，後攘外……」。

雍正從其議，開展了晚明以降最大規模也最殘酷的削土司行動。起初一兩個月，手段還算平和，之後就越發血腥，如果放在今天的視野裏，鄂爾泰每一次對土司的征剿，都是大規模掠奪、兇殘之極的屠殺。《清史稿》鄂爾泰列傳這樣記載他和雲南提督張耀祖（漢族）的改土歸流軍事行動：【以下用楷書】「五月，鄂爾泰遣兵三道入……破三十六寨，降二十一寨，……改土歸流。」「師進，焚苗寨十三。遣游擊何元攻急羅箐，殺三百餘，降一百三十餘。游擊紀龍攻者家海，破寨，盡殲其眾。勳與苗兵遇於莫都，戰一晝夜，破寨四，殺數百人。進攻奎鄉，戰三日，殺二千餘。元生、成貞自威寧攻烏蒙，射殺其渠黑寡、暮末，連破寨八十餘，擊敗其眾數萬，遂克烏蒙。鄂爾泰檄提督張耀祖督諸軍分道窮搜屠殺，刳腸截脰，分懸崖樹間。」

二○四七的景象會否與清代血腥改土歸流相似呢？很難說。共產黨既曾屠殺異族邊民，也屠殺過首都漢人，自也不會對港人怎麼心慈手軟。大家看《環時》一直以來那殺氣騰騰，以及一眾港事官員最近的咄咄逼人，其實和鄂爾泰上疏的口吻差不多。再者，一旦有血光之災，香港的土司會是中土政權的幫兇，不像古時的那麼傾向叛逆。

能使中共領導面對香港稍有戒懼的因素有二：一是他們自己在香港有巨大不可告人的私利要保護，不可以胡來；二是如果中共在港放肆殺人，掌權共幹在海外更巨額私人財富可能遭外國政府凍結。當頭之利，造就離心港人與共產黨「文明博弈」的一線空間。
（節錄，全文將於今日蘋果論壇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