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中的希特拉,與宣傳部長戈培爾很有交情,戈培爾忠於領袖,有四個年幼的兒女。四個孩子經常找「希特拉伯伯」戲玩,在地堡裏的最後時刻,戈培爾的四個小孩還圍繞在「希特拉伯伯」的膝前唱歌。
最後,戈培爾叫太太給孩子們灌了安眠藥,趁四個孩子熟睡時,往他們的嘴裏各塞一顆山埃丸。毒死子女之後,夫婦倆走到街頭,戈培爾夫婦面對面站着,先生槍殺了夫人,然後吞槍自盡。
這個片斷故意刻劃詳盡。為甚麼呢?因為這是最「感性」的一段戲——父母自盡前親手毒殺孩子,為了一個地坼天崩的歷史結局。
但是觀眾卻很難投入。戈培爾是希特拉的幫兇,負責文宣政策。戈培爾深諳心理學,戰前他指導拍攝了一部醜化猶太人的紀錄片,運用含蓄的蒙太奇,把猶太人的家居和老鼠蟑螂剪接在一起。他是影像宣傳理論的開山宗師,在世界各地,至今還有許多徒子徒孫。
一個戰犯毒殺四個孩子,雖然小孩無辜,但此情此景,放置在殘酷的戰爭背景,卻很難令人感動。該為這四個兒童哀嘆?但他們的父母卻屠殺了上百萬孩子。這四個孩子為父母的罪孽受報應,觀眾很難有同情的共鳴。
德國人是理性得像金剛石的民族。無論文學和電影,寫情不是德國人的強項。戈培爾毒殺子女這場戲,是一個戲劇上的難題(Problem),因為在情感上,無法喚起人性明確的回應,觀眾不知應該有感於「稚童無辜」而傷情,還是「你一家人也有今天」的樂禍。或許,一切歷史的真相都是如此:不可愛,也不可悲,無恨無喜,無晦無明,像一個老和尚過眼的一爐氤氳,最終都沒入寺外的一片蒼山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