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普及化不過是兩世紀前的事，而國家政權銳意推行普及教育，最初豈是着眼於提高民智，反以培養人民對國家的認同，順帶提升國民質素，進而建立一個強大國家為目的。正是愛國為本，興邦為實。然後隨着工業革命席捲全球，方興未艾的工業經濟卻藉着普及教育，提高了基本勞動力的技術水平，產能亦能得以提升。自始教育肩負多一份為「經濟回報」作貢獻的現實作用。
再由上世紀的製造業經濟邁向服務業經濟，直到現在及可見未來的知識型經濟，教育的附加經濟價值有增無減，兩者或非線性關係，卻定然是亦步亦趨，且不是一般的教育普及可成，而是配合知識型經濟發展人力所需的高等教育。因此香港具大學學歷，僅及兩成勞動人口的比例，其遠低於環球普及水平；政府投放教育資源比重跟不上世界發展趨勢的情況，怎不教人憂心。

然如前文所述，大學教育並不應只為增加GDP又或個人收入而服務，書中亦不一定有黃金屋。然撇開功利，還是有現實考量，畢竟社會若能提供更多的公平高等教育機會，始終可減少階層向下流動的風險，並有助收窄高低技術勞動力（亦意味造就了「社會分層」）的薪酬落差，也是改善貧富懸殊的其中契機。
香港教育學院幾年前有研究，根據本港1991年及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作分析，調查發現香港最富有一成家庭的子女，較生活在「貧窮線」下家庭的孩子，升讀大學的比例差距，由廿年前接近均等的1.2倍，每下愈況，現已被大幅拉開至幾近三倍的差距。這些年來的教育改革，譬如說名校礙於形勢，紛紛「被直資」，且教貧苦學生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大減，篤定輸在起跑線。政策最大的成效，擾民之餘，根本就是造就貧富懸殊和跨代貧窮定局。
「對香港學生有益，越快推越好」的並不是「帶眼睇路」的巨額教育資助，而是更公平的教育機會，起碼是增加本地生的大學學位名額。

王利民
康宏金融集團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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