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和次年的「一二八」，日本人的挑釁已經到了鼻子底下，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還是想以「理智道義」去壓制「反日情緒」。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匿名在《外交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要求日本「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捨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攜，唾棄政治控制的企圖而以道德感情與中國相結合」，從而徹底改善中日關係。
對於當年中國各地此起彼伏的抗日情緒和熱潮，蔣介石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對記者說，「中國人民因屢受刺激，發生一部份反日運動，政府曾不斷予以合理的弭止。」又說：「中國過去反日之情感，與日本對華優越之態度，皆應共同改正，方為敦友睦鄰之道。我全國同胞亦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與理智道義之指示，制裁一時衝動及反日行為，以示信誼。」這年的六月，國民政府發出禁止全國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明令「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否則「定予嚴懲」。《大公報》發表社評聲援，認為「中國今日，一切外來或內在之痛苦，本皆為吾族本身過去之積因……我自不振，于人何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