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之後,台灣的副刊卸下了原先被膨脹的社會責任:揭醜,有新聞記者;為民喉舌,有民意代表;伸冤,有司法機關;扶弱,有社福機構…人民自己的聲音凶猛多樣到一個地步,知識份子四顧茫然,一時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眾聲喧嘩裡,英雄的時代過去了,知識份子和副刊,退到一個安靜的角落,變成多元社會的一元。這時候,比的不再是激情和魅力,更多的卻是專業:影評藝評樂評書評需要專業,批評政府的文化或環保或經濟或國防外交政策需要專業,批評城市規劃和建築美學需要專業,批評政治管理需要專業。副刊,隨著社會的開放多元,也從一石千浪轉化為靜水流深。
不,不那麼美好,因為當政治強權撤走的時候,商業強權取而代之。當價值多元平頭出現的時候,劣幣又往往驅逐了良幣,功利短視掩蓋長遠的視野。知識份子退到邊緣,本是好事,因為「美人」獨立自主才是現代「白馬王子」追求的理想,但是沒有一個社會不需要前瞻者、預言家和行動家,沒有一個社會的改革不需要激情和魅力。回歸專業,並不意味著知識份子的全盤「工匠化」,而是說,知識份子如何在厚實的專業基礎上,不放棄激情和魅力,為社會前瞻,預言,行動。副刊的轉型,可能不是退居邊緣就完了,而是如何把邊緣當作一個新的戰鬥位置,重新出發。
一石千浪轉為靜水流深,不容易。
香港大學舉辦「華文報紙的文化承擔
——廣州、台北、香港的視野交錯」論壇,由龍應台主持。時間:2004年12月18日(星期六)下午三時至六時
地點:香港大學明華綜合大樓八樓校務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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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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