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前，有四名「香港人優先」成員強行闖入中環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在被解放軍報警驅離後，有過一番論述表達組織這般行動的用意何在，大約是有關抗議中環的軍用碼頭興建及以「硬闖」來突破港人對解放軍乃至於中共的恐懼感。事後，這四人的行動固然被中共及建制派嚴厲批評，同時遭到不少網民恥笑或者潑冷水，連一些社運分子也出聲指責這種做法類似於「落中共口實」、「老鼠屎壞了一鍋粥」等。很明顯，他們受到的對待是典型香港人思維導致的，也正因為這種思維，自八十年代商討回歸以來，港人才節節敗退，面臨今日被中共囚禁般的絕境。

這種香港人思維是一種「恐共」的心態，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對香港人來說歷史告訴了他們，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等各樣令人髮指的暴行均是中共的所作所為，香港人知道中共是惡魔，但只止於知道，知道要逃、要擋，彷彿歐美喪屍片的配角，一看見喪屍只知道胡亂攻擊或是找個地方苟延殘喘。「恐共」的心態阻擋了民主的巨輪，故此在九十年代初，港人只縱情聲色犬馬，沒有出現大規模關注民主進程的行動，兼之當年民主派的「大當家」司徒華等一眾人皆為信奉民主回歸的大中華主義者（司徒老先生自己也曾承認對於中共及中國統一有情意結），民主回歸說着說着像是真有其事，社會大眾也樂得清閒，沒人去挑開中共的真面目，直接埋下九七後的禍根。

回歸這十多年來的風風雨雨證實了「恐共」是不足以抵擋極權的，「恐共」的心態下，社會只敢舉着盾牌去擋，以求能暫保性命，卻沒有侵略的意識。從教育，到人口政策，再到社會資源分配，繼而到司法的獨立性這一系列左右香港生死存亡的因素都因為「恐共」而缺乏助力去免除衰敗。

至今許多政黨和社會大眾還認為在民主制度上是可以與中共談，也應該與中共談。因為他那麼強大，橫豎打不贏他，好好釋出善意，祈求中共放心開恩賜予香港普選。這就是對中共的不了解導致走向了死胡同，中共雖然自改革開放後經濟起飛，國力日漸強大，但從國家維穩費如此之高可見有為數驚人的無名之火在全國各地持續地燃燒着。而從中共一直以來對於宗教、上訪、民族衝突的處理就應明白他非常地害怕，只要有一丁點兒騷動就已能使他心驚膽跳，何況如若像香港這種全世界矚目的地區走向了與政府激進衝突的路，對中共來說只會是一個惡夢。港人才能由面對一個惡魔轉變成面對一個強大的敵人。

為甚麼我會說是強大的敵人而非敵人呢？因為事實上香港一個彈丸之地當然無法顛覆中共的政權，當下將中共當成敵人去對抗、去衝擊是一種自救的行動。許多人說港人溫和善良，激進的行動無法有效令社會關切香港的命運去影響中共的魔爪。但有多少個國家地區對抗極權不是以激進手段來開路，難道別的國家地區民風就不純樸和善？像台灣，當年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如果有大量人民響應，謝聰敏等人就不會在行動未開始前就被捕了。在每一個時代，總會有反抗暴政的犧牲者，重點是在未覺醒的人當中，有多少個讀懂了那些身陷囹圄的人想要表達甚麼。香港如六十年代的台灣，也該是時候有一場自救運動了。

這四人硬闖軍營的行動恰恰是一種「厭共」帶來的行動，「恐共」只帶來抗共的措施而非使中共驚慌的激烈手段，當人們對於中共越來越厭惡就會以激烈的手段反映出來，包括早前針對梁振英的擲物行動亦是異曲同工，政黨與社運分子要做的正應是一種挑動「厭共」情緒的論述及行動，以此改變對於中共唯唯諾諾的民風。故此，用各種負面的想法，尤其是破壞了大局這類的思維去批評這四人是不公平的，雖則整個行動缺乏組織也沒能帶出抗爭焦點，但其實已令中共對於所有在港的激進民主組織起了十幾道防護牆，包括發動官媒猛烈批評該行為、勒令建制派如葉劉淑儀貶抗爭者褒解放軍，以求將港人敢於反擊中共的念頭消弭於無形，起碼不要在任何輿論中看見有人提出要面對面展開對中共的反擊。從中共這般雷厲風行去打擊這類組織而不是打擊溫和民主派，足見全民厭共是一個對中共揮之不去的夢魘。

只要香港仍未完全被中共侵蝕，這種民怨爆發的可能性就一直存在，君不見中共強壓了新疆、西藏多少年，還是止不住疆人、藏人一波又一波的攻擊。要促成香港自救的局面，還是要賴一班肯承擔、非流於嘴上民主的政黨人士才能驅使社會去推動民主巨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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