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我做了畢生最無知與愚蠢的事，那是虎年，我16歲。」49歲的鄭小飛呷了一口港式奶茶，開始說故事。舉家由廣州移民尋找American dream 三年後一個初夏夜晚，他跟兩名童黨綁架搶劫了一家人，他用手槍唬嚇戶主太太並開車逃走，三人最終被捕，鄭小飛被控18條重罪判囚終身（最後成功獲特赦），人生黃金的21年活於鐵窗下。從那天起，鄭小飛再飛不起來，名字更由D42837代替了，浮囂張揚的都市紅塵，彷彿也再跟他沒關係。

「當時我根本不知道罪有多重，對人生有何影響。」誰沒有懵懂年華？倏然之間，感觸無限。他都記不起小時候曾來過的香港。鄭小飛從美國來港幾天，到亞洲協會出席他的長篇紀錄片《呼吸：鄭小飛的故事》（Breathin'）的香港首映，電影除講述了鄭小飛前半生的故事，也揭露了美國刑事司法和移民系統的深層問題。首映當晚，他的一位30年來沒相見的親戚來了現場，看影片後他倆擁抱哭了。

我約小飛在大館專訪，那裏原本是香港最歷史悠久的監獄及斷頭台。高牆鐵枝之下，自由的空氣是奢侈品，所以小飛出獄後創立New Breath基金會，他打招呼的方式不是hello，而是happy new breath。

「It's good to be free（自由真好）。」這是鄭小飛記得出冊時說的第一句話；所有人都說放監的人不能回望囚牢，但鄭小飛沒有遵守，還跟其他囚犯說：「I will be back!」

上帝會為人安排不同的人生課程，鄭小飛的課程比較獨特，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勞其筋骨是常識吧。

作為聖昆丁州立監獄（San Quentin State Prison）最年輕的囚犯，處於三山五嶽惡人谷，不時會有囚犯死去的傳聞，黑暗中甚麼事也會發生，鄭小飛當時最親密的伴侶叫惶恐和後悔。「那時我只有約120磅，見到其他囚犯都像巨人一樣，我只想生存。當時我跟自己說，誰姦我的話我就殺了他！」畢竟是瘦小、發育未全的華人少年，鄭小飛入獄後日操夜操，練得一身爆肌，也請得一位有勢力獄友教他功夫，他只想留一條命。

中環賣白蘭花的婆婆，讓鄭小飛想起了童年白蘭花開滿的廣州。1982年，鄭小飛提着有些風塵的旅行箱到了美國，懵懵懂懂地等待着陽光。爸爸屬軍隊、媽媽是情報機關文員，鄭家本來家境不俗，但一家到了美國卻要從零開始，父親有時一星期才回家一天。鄭小飛文化水土不服，與當地一班有社團背景的華人混在一起，試過抱住槍睡在淫窟，走上不歸路。

「是家醜不出外傳吧。」傳統中國父母因為感羞恥，一直在親友間隱藏小飛的去向，祖母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愛孫犯事坐牢，媽媽的痛苦一言難盡，對孩子說：「我的眼淚都哭乾了。」慢慢他發現，關在同一鐵窗下，亞裔囚犯總被標籤為異類，沒人來探監，也沒多少人和他們說話。這些新移民也因為英語水平不高，對美國司法系統了解有限，跟他一樣不懂對答而白白錯失了自辯的機會。

奇怪的事發生，困在當時有150年歷史的監倉裏，本是個完全讓他迷失的結界，反而安頓了他的心，牢獄生活呼應了他生命本質中最簡單的慾望。難道自己一輩子就這樣過？小飛開始想為周遭的同囚、與他曾一樣迷失的淪落人做點事，令世界不一樣。他執起一本書看，然後第二本，書本世界為不自由人開了一扇窗，他把監獄圖書館書櫃的書全看完，再寫信申請在別的圖書館借來金庸的武俠小說、法律書籍，他奮力學英文、在監獄組織詩會、研究民族學、考了副學士，他要改過自新。從報紙中看到有悲劇或社會事件發生，他就寫信慰問苦主和為不義出頭，當時結識了很多朋友，包括後來為他拍紀錄片的Ben Wang。

「有次我因為申請把民族研究納入監獄課程被視為威脅，被單獨囚禁了11個月。」鄭小飛說，被囚近廿年令自己身心受挫，但他仍與世界不公的制度作戰，他仍然繼續那內在的戰鬥。「19世紀華人由賣豬仔、築路、到舊金山淘金，再到李小龍痛斥的東亞病夫。每個地方都有歧視出現，排華政策都是排斥中國人，我們更要做好畀美國人睇。」鄭小飛認為教育改變他，「教育令我不只爭取了身體上的自由，更重要是心靈的自由。我不是為自己，也可以為其他人。」

他申請特赦，並參與了超過十次聽證會，雖然有很多團體支持他，但政府仍視他為危險人物，他一次又一次的失望。2007年，他獲移民部釋放，但卻被下令驅逐出境，並等待最高法院的判決。最後，2015年他正式重獲自由。「我知道，判了終身徒刑的其實不是我，是當日我所傷害的人。」獲釋後，他曾在三藩市受害者的屋外偷偷等候，有衝動想跑過去跪地道歉，但最後他還是藏起來，因為他不想再撕開受害人的傷口。

鄭小飛出獄後，真的回到監獄，協助囚犯談判、重建家庭、與受害者和解。上天還他自由，他認為自己有責任為整個社會帶來長遠的改變。他能以中國人心理去理解世界，也兼具了西方的視野，故特別創立基金會幫助亞裔。「我是今日的我，是社會肯給我改過機會。新移民到美國有好大挑戰，包括語言、文化距離和代溝，我想用我的經驗幫助他們。」鄭小飛希望幫到年輕人、囚犯和所有迷失的人，替他們做跨文化的輔導工作（cross culture healing）。

三藩市有段時間叫中國人做提款機，他們知道中國人有錢、不相信銀行，是理所當然的搶劫對象，「當時有首hip hop叫How to Rob a Chinese（如何去搶劫一個中國人）。」種族衝突，他想做和事老。有次，他在家外被一位黑人搶劫，對方用槍指着他的頭，他不反抗也不慌忙，竟以過來人身份勸黑人放下槍回頭是岸。報警後他主動要求抓到犯人後不要檢控他，「我問可否讓我跟他輔導一下？」警方呆了眼，他們不知道背後的故事。一步一步，鄭小飛努力成為美國其中一位最著名的監獄改革和預防青少年暴力問題的領袖，救得一粒海星便是一粒。

有人說，苦難是一筆財富。只是這筆財富從來不是即存即用。有些人，將財富散盡，有些人財息兼收。鄭小飛跟我講完他的故事後，寫了一封道歉信給受害人，期待得到原諒，是他一生的結。

因為思鄉，他在美國三藩市的家，也特意移植了兩棵白蘭花。「我深深知道，社會不需要膠布，而是真正的醫治，蓋着的傷口永遠不會復原。」

回望浮囂張揚的紅塵，一切又跟他重新起了關係，但世事對錯又何曾是絕對，又豈會一下子塵埃落定？對於釋囚，一般人還是有成見的。鄭小飛的太太（當時是同事）最初就對他頗有意見，對坐時會把文件叠得高高，避免看到對方的臉，慢慢看到他所做的才開始破冰。「紙叠是一天一天的變薄。」小飛笑說。最後二人排除萬難結成伴侶。

採訪：鄭天儀　
攝影：林君輝
部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場地鳴謝：大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