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朝有旨：講好中國故事。今聞馬恩國領隊的法律界一帶一路訪京團（可簡稱帶路黨），團友流連夜店一夜看盡長安花，這就是典型的中國故事。平時假扮斯文者，在一國兩制之資本主義地界還未敢放恣，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首都，倒回復真我，放浪形骸，繁榮娼盛的祖國真偉大！
20多年前入籍澳洲宣誓效忠英聯邦英女皇的馬恩國，想必當年罵「fxxking Chinese」的語義，和三年前在立法會罵「You are not even a fxxking Chinese」的內涵完全不一樣，他搥胸豪言：「我就係民建聯！我愛黨愛國！」等於界定任誰如果不愛黨，就喪失了中國人的資格。當時這句F之怒噴，即獲得陳淨心在網上芳心嘉許：「馬恩國大律師，愛國愛港的好漢子，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是民建聯的驕傲。」
帶路黨在偉大首都的穢行卻教人欷歔：這樣的中國人不做也罷。卻不知此等物種在逆向淘汰的機制下卻益發滋生得茂盛，香港18年之變遷，驀然回首便可看出董政府的質素已比97年前下滑，但還有英治時期的文官班底；曾政府一再下跌，到了梁振英這屆更是滿眼烏煙瘴氣、蛇鼠橫行。
若和大陸比，香港還有一點新聞自由、尚有風化剝蝕之中的司法獨立，特別是有健全的公民社會，故而人要犯賤還略存顧忌。回眸北望，封閉循環的專制體制更為恐怖，從中共建政以來即開始逆向淘汰。錢鍾書、楊絳是老一輩知識人的佼佼者，但改朝換代後在磨盤夾縫中以屈求伸，總有不如人意之事，卻已比許多同代人好的多。
歷史學家吳晗、作家老舍都被文革逼死，但兩人在57年反右中的表現委實不敢恭維。我後來多次聽到諾貝爾文學獎原屬意老舍這一說法，但我聽漢學家馬悅然說過反右時老舍的言行，那時馬就在中國耳聞目睹，偏偏關於中國文學他的意見舉足輕重。對於其後投湖自沉的老舍，此是不幸時代加諸他的雙重悲劇。
我在八十年代讀楊絳《幹校六記》深為震動，其時我已是青年作家，卻覺得自己寫的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和《幹校六記》的境界差得太遠。我只是在全國文代會上見過錢鍾書、楊絳，無緣交流。但我認識沈從文，這也是上一代知識人的另一大賢。我後來見到和他同代和晚一輩的文化人，常暗中以沈從文這把尺子去度量。不必為賢者諱，沈從文在西南聯大的弟子汪曾祺已很不錯了，但對比之下還真是一代遜於一代；更不必說我認識的王蒙、劉賓雁，又矮了一頭；到我這一代就不必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