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至今近2,000人被落案起訴，但當中濫暴的建制派支持者僅佔少數，被控警員人數更是零。有見及此，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早前就多宗濫暴案件向法庭提出私人檢控，實行民間自救。但團隊遭遇的困難重重，從獲取事主信任、搜證，到說服證人出庭，每步都極不容易。直至上周四，的士司機鄭國泉涉危駕案獲法庭批出傳票，成為反修例運動中首宗獲受理的私人檢控案件。雖然曙光初現，但許坦言不敢樂觀，恐防律政司會介入案件；但獲得法庭接納，至少可向施暴者發出警號，並鼓勵更多受害者循此途徑討回公道，「唔使太多猶豫，市民會集合力量支持」。

上周四開庭前，許智峯引述上世紀70年代英國一位法官的言論，指私人檢控是抵擋政權因循與偏頗的最有價值保障。無獨有偶，律政司網站也有一篇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撰寫的舊文，題為《提出私人檢控》，文中提及在一宗涉及工業行動的案件中，有人將私人檢控的權利稱為 「一項寶貴的憲法保障 ，用以抗衡權力機關的慣性或偏頗作為」，讓市民享有與檢控機關一樣的提控權。由此可見，私人檢控是一項由來已久，並且深受尊重的權利。

「私人檢控係法治嘅最後橋頭堡」

然而，在反修例運動以前，本港社會對私人檢控的概念相當陌生，不但本地案例極少，將警員列為被告更是史無前例。許智峯接受本報訪問時亦表示，當初他遍訪法律意見，卻接連被潑冷水，更要面對黨友質疑。後來團隊翻查外國案例，認為有空間可以「去馬」。許自言為此押上政治前途，「面對這場超級逆境波，打到最後，輸都輸得有尊嚴」。

至於願意打這場逆境波的成員，除了許與黨友楊浩然律師外，另有6位大律師及3名議辦同事。11人刀仔鋸大樹，對抗坐擁無限資源的政權與警隊，唯一盼望是法治未死。楊律師形容「私人檢控係法治嘅最後橋頭堡」，許則明言「就算法治已死，你都要頒張死亡證畀佢」。

常言道「萬事起頭難」，但對團隊而言，起頭後的工作更難。許坦言，當初發起籌款時擔心自己號召力不足，最後在短時間內超額完成，完全始料不及。另一律師指出，「睇返盤數，每個人都唔係畀好多，普遍市民覺得可以出錢就出錢，多少無拘，對佢哋係有象徵意義」。

說服受害者提出檢控是一大難關

此外，說服受害者提出檢控，亦是一大難關。許指，不少事主原本已要面對嚴重控罪，更擔心一旦向警員提出私人檢控，會遭警隊秋後算賬或「砌生豬肉」。因此，有些案件雖然已經「夠晒料」，但因事主擔心被報復，至今未敢提控。

幸而，亦有事主及家人聽過團隊分析利弊後，毅然挺身而出，尤其是一些本是「政治中立」的父母，眼見子女受傷，有可能終身殘缺，不禁義憤填膺，「明明施襲嘅係警方，但自己仔女受晒，覺得要行出嚟，至少要令施襲者受到懲罰」。

搜證方面，法例賦予警隊及廉署等機構極大的調查及搜證權，但私人檢控團隊搜集呈堂證據，僅能靠民間合作，例如在網上懸紅或呼籲市民提供資料，猶如大海撈針。目前已入稟的案件中，團隊可依賴的現場證據僅是網上片段，以及身處現場的知情者。

團隊花費大量時間順藤摸瓜搜證

許表示，團隊花了極大工夫及時間，在浩瀚繁雜的市民「報料」中，篩檢出有用資訊，包括致電報料者逐個查證。但很多時報料者並不等於知情者，與真正知情者之間一般相隔廿多個人，團隊要花費大量時間順藤摸瓜。

但接觸到知情者僅是第一步，要說服他們公開身份上庭指證，才是最具挑戰性的一環。例如即使明知涉案警員身份，但法庭講求證據，必須要有直接認識該警員的人士出庭指證，「即使係白警，都憂慮會有手尾」。很多人擔心被警方「砌生豬肉」，往往「臨門一腳」決定不作證，重要線索就此斷絕。

不足2%知情者願意出庭作證

團隊目前接觸過的知情者當中，僅有不足2%願意出庭，「（證人）都有信心自己冇做違法行為，律師有提醒佢哋可能會俾警方屈，但佢哋都肯冒險」。

根據法例，律政司司長有權介入私人檢控程序並接手進行檢控，也可拒絕簽署控罪書或公訴書，阻止檢控程序繼續進行。因此，許坦言對於最終成功檢控與否，不敢樂觀，但希望至少讓市民「喺過程中見到我哋盡力」。長遠而言，他更希望藉此啟發社會，在律政司壟斷檢控權以外，摸索出一條新道路，「最終得唔得都好，總算有一絲希望」。

《檢控守則》列明，律政司決定是否接管私人檢控前，須考慮多項因素，包括社會公義、罪行的嚴重程度、檢控方的行為操守、有利害關係一方的意見、與律政司的決定是否一致，以及是否有機會進行公平審訊。

記者 劉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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